第二部分 逃跑 第七章 我的解放者，我的施暴者（第2 / 3页）

莱斯特和伊姆雷决定在维也纳逗留几天，他们答应来家里找我们。我和玛格达登上另一列开往布拉格的火车。这趟火车要向西北方向开八个小时。一个男人挡在火车车厢的入口。“我们的人才可以进去。”他冷笑道。我们的人。他是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必须坐在火车车顶上。

有一天他带了一台收音机。他用收音机播放音乐，这是我听过的最欢快的音乐，音调轻快，让人兴奋。我听到角号的声音，角号声会促使人动起来。它们的闪光点不是只有诱惑力，而是比诱惑力更深的，一种不可抗拒的邀约。美国兵和他的朋友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向玛格达和我展示了吉特巴舞，布吉伍吉舞。男人们一对一对地跳，就像跳交谊舞那样，甚至他们握着手臂的方式对我来说也是没见过的——这是一种在舞厅跳舞的风格，但更轻松，更随意。这不是正式的舞蹈，但也并不是马虎了事的那种。他们是如何让自己的神经绷得那么紧，却又那么的灵活，并且准备得如此充分呢？他们的身体随音乐的节奏摆动。我想要像那样跳舞。我想让我的身体也能做这些动作。

“纳粹虽然输了，”玛格达喃喃自语地说，“但这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天，那个美国兵带来纸和铅笔。我们从字母表开始。他写了大写A和小写a。然后是大写的B和小写b。他给我铅笔，然后向我点了点头。我能写出任何字母吗？他想让我试试。他想看看我恢复了多少，我记得多少。我可以写C和c，D和d了！我想起来了！他鼓励我，他为我高兴，并让我继续写E和e，F和f。但写到之后的那个字母我犹豫了，我知道下一个字母是G，但我想不起来了，无法在纸上写出来。

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回家，我们只能爬上火车的车顶，加入到其他流离失所的人群之中。我们手牵手。玛格达坐在一个叫拉斯·格拉德斯坦（Laci Gladstein）的年轻人旁边。他用自己几乎只剩骨头的手指，抚摸着玛格达的手指。我们不会追问对方曾经去过哪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惶恐不安的双眼，都在述说着你想要知道的一切。玛格达靠在拉斯单薄的胸口上，寻找温暖。我嫉妒他们能在彼此身上找到的安慰、吸引力和归属感。我太执着于对埃里克的爱，希望能再次找到他，寻找那个现在就用手臂拥抱我的男人。即使我没有记挂着埃里克的声音，我想我也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去寻求安慰和发生任何亲密行为。我骨瘦如柴，浑身都是虫子和褥疮。谁会要我呢？最好不要冒险联系而被拒绝，最好不要证实我所受到的损害。更何况，现在谁能给我最好的庇护呢？需要那个人知道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忍受了什么吗？或者找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他可以帮助我忘记过去？找一个在我经历地狱的磨难之前就认识我的人，他可以帮助我复原回到从前的自己？或者是一个只看重我现在的人，他不会一直关注着那些已被摧毁的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埃里克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信这些话，它就像一张可以指引我走向自由的地图。我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如果埃里克无法面对呢？如果我们找到对方并一起生活，却发现我们的孩子是幽灵的孩子，那该怎么办？

“我是认真的。”她说，“告诉我真相。”

最后，我不需要决定做些什么事了。她已经开始说话。

她的焦虑使我想起，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天，她被剃成光头赤裸着站在那里，紧紧地握着被剪下来的头发。也许她是把全世界对未来无法预测的恐惧都浓缩成她个人的恐惧，并把它更具体化了——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去找一个男人，害怕她的嘴唇是丑陋的。或者问题是她被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本质价值的问题给纠缠住了。

现在我姐姐在颤抖，陷入痛苦中。如果我告诉她我是醒着的，如果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如果我目击到让她崩溃的过程，她就不必独自面对那件让她颤抖的事情了。但如果我假装睡着，我可以成为她的一面镜子，她从镜子中感觉不到这个刚刚经历的痛苦；我可以成为一面有选择性的镜子，我可以向她展示她想要建立的东西，其他的她都可以避而不见。

“你的嘴唇有什么问题？”我问。

玛格达的身体状况比我好，她试图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井然有序。有一天，这个德国家庭出了门，玛格达打开了衣橱，她想找些适合我们穿的衣服。她写信给克拉拉、母亲在布达佩斯的弟弟和在米斯科尔克的妹妹。写那些可能永远不会被读到的信，她只是希望能发现有谁还活着，发现离开韦尔斯后我们该去哪里重建自己的生活。我已经不记得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了，更不用说地址，或一个句子。“你在那里吗？”

我依偎着玛格达。她和拉斯谈论未来。“我要当一名医生。”他说。

你会是镇上着装最漂亮的女孩，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当我想到父亲时，一股暖流从我的后背中涌出，在我的心中燃烧，有痛苦，也有爱。一个婴儿都知道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也在重新学习这一点。

对于一位和我一样，在一两个月前差点就死去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理想。他会活过来的，会痊愈的，还会医治别人。他的雄心壮志消除了我的疑虑。这是多么震惊，他带着梦想走出死亡集中营，这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即使是现在我已经见识了饥饿和暴行，但我还是记得我所受到的伤害，记得被偏见毁掉的梦想和教练将我从奥林匹克训练队中撤销资格时的说话方式。我还记得外祖父是如何从辛格缝纫机公司退休并等待他的养老金支票。他是如何等了又等，盼了又盼。他是如何谈论其他小事的。最后，他收到第一张支票。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被送到砖厂，几周后，他死了。我不希望自己总想着不好的事情。

之后，他每天都会来。玛格达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又开始卖弄风骚。那个时候的我以为，他拜访这座房子的主要原因是能享受她的关注。但日复一日，我才发觉他似乎并不在意她，他是为我而来的，我才是他关注的对象。也许他在为他差一点就做出侵犯行为而忏悔。或者，他需要向自己证明希望和纯真是可以重燃的，包括他的、我的和全世界的；更想证明一个骨折的女孩是可以重新行走的。在他照顾我的六周里，我太虚弱了，太疲劳了，就连学会讲或拼出他的名字这么简单的事也做不到。他把我从婴儿床上扶起来，握着我的手，劝诱着我绕着房间一步一步地走。当我试图挪动时，我的背就像被燃烧的煤烫到那样疼痛。我专注于把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试着感受重心转移的那一刻。我把手高高举过头顶，握住他的手指。我把他当成我的父亲，父亲一直希望我是一个男孩，但他很爱我。

也许在我们的沉默中，我们正试图营造一个能把我们从创伤中解放出来的环境。在韦尔斯休养是一种过渡性的生活，但也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召唤我们。也许我们正试着给对方和我们自己一个空白的空间来构建未来。我们不想让暴力和失去亲人的画面来玷污这个房间。我们希望能看到除了死亡以外的东西。因此，我们心照不宣地同意不谈论任何会破坏生存希望的事情。

“妈妈讨厌它们。街上有人称赞我的眼睛，她会说，‘是的，她的眼睛很漂亮，但你看看她厚厚的嘴唇。’”

我们获得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过去的40天里，玛格达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一起待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已经恢复了体力，我们甚至已经恢复说话、写作甚至跳舞的能力。我们可以一起谈论克拉拉。我们希望她在某个地方还活着，并在试图找我们。但我们不能谈论我们曾经的遭遇。

生存是黑白分明的，当你为生命而奋斗的时候，是不会让“但是”这个词闯入的。现在，“但是”这个词涌现出来。我们有面包吃，是的，但是我们身无分文。你的体重在增加，是的，但是我的心情却很沉重。你还活着，是的，但是我的妈妈死了。

一天早上，玛格达去洗了个澡。当她回到房间时浑身发抖，头发是湿的，衣服脱掉了一半。她闭着眼睛在床上发抖。她洗澡的时候，我就一直睡在床上。因为现在我的体型已经恢复，所以不能再睡原来的婴儿床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已经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