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你放在心里的东西（第1 / 2页）

但当我亲吻父亲的脸颊说：“爸爸，请刮胡子。”他生气地回答我。“为了什么？”他说。“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我很惭愧我说错了话，让他生我的气。我为什么说错话？为什么我认为告诉我父亲该做什么是我的责任呢？我记得我把上学的学费弄丢时他大发雷霆。我靠在母亲身上寻求安慰。我希望我的父母能有温馨的互动，而不是像陌生人一样坐着。我妈妈不怎么说话，但她也不呻吟，她不想死。她只是走进了自己的内心。

我没有找到我的外祖父母。我也没有找到埃里克。

“迪库卡，”一天晚上，她对着黑暗说，“听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记住，没有人能夺走你放在心里的东西。”

营地沿着一条小路分成两边。我们这边的营地安置的都是来自我们镇的犹太人。我们得知所有在卡萨的犹太人都被关押在这座砖厂，我们的邻居、店主、老师、朋友都在这里。但是我的外祖父母，就是住在距离我们公寓30分钟路程的地方，却没有在我们这边的营地。闸门和守卫把我们和另一边的人分开了。我们不允许越界。但我恳求一位守卫，他允许我去另一边找我的外祖父母。我走在没有墙的营房里，悄悄地重复着他们的名字。当我在一排排挤成一团的家庭中踱步时，我还会叫埃里克的名字。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时间和毅力的问题。我会找到他的，不然他也会找到我的。

我陷入了对埃里克的另一个梦里。我又醒来。

“我在这里！”我在引擎启动时叫道。板条太窄了，我看不见他，摸不着他。

在工厂里待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们这部分的营地被命令撤离了。仓促之间，我想找个人给埃里克传递信息。“随他去吧，迪库卡。”我妈妈说。她和父亲给克拉拉写了一封告别信，但没有办法寄出去。我看着妈妈把它扔掉，就像弹去香烟上的灰烬一样丢在人行道上，看着它在3000人潮的南来北往中消失了。当3000人涌向工厂大门，挤进一排排火车车厢时，随着人潮涌前、停下、涌前、停下的节奏，我的丝绸连衣裙摩擦着我的双腿。我们又一次在黑暗中挤成一团。就在火车要开走之际，我听到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是埃里克，他沿着车厢板条的间隙在呼唤我。我朝他声音的方向挤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双手。”

在砖厂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有轨电车驶过的声音。它们是那么的触手可及，跳到车上是件多容易的事啊。但是任何靠近外面围栏的人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被射杀——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孩试图逃跑，他们把她的尸体挂在营地的中央以儆效尤。对于她的死，我的父母没有对玛格达和我谈论过一句。“试着去拿一小块糖，”父亲告诉我们，“拿一小块糖，握住它。在你的口袋里，总要放一些甜的东西。”有一天，我们听说我的外祖父母被运输车运离工厂了。我们想我们将会在肯尼埃尔梅兹见到他们。我亲吻了埃里克，道了晚安，相信他的嘴唇就是我心中的糖。

当我们在火车站登上一辆拥挤不堪的车厢时，我不停地重复着这几句话。我听不到那些警察的叫嚷声和孩子们的哭喊声，这完全被他那难忘的声音所覆盖了。如果我今天能活下来，我就能让他看到我的眼睛，就能让他看到我的手。我按着这段圣歌的节奏呼吸。如果我今天活下来……如果我今天活下来，明天我就自由了。

天刚刚破晓时，马车在市镇边界的雅各布砖厂停了下来，我们被赶进了砖厂。我们比较幸运，我们这些早到的人可以在干燥的棚屋里住。将近1.2万名被关押在这里的犹太人，都要在没有屋顶的地方睡觉。所有人都要睡在地板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外套，在春天的寒冷中颤抖。在营地中心，有人小小的冒犯都会换来橡胶警棍的一轮毒打，而我们只能捂住耳朵。这里没有自来水，水是用马车一桶一桶地运来的，但是从来都不够用。起初，配给加上母亲从家里带来的残羹剩饭，还刚刚够喂饱我们。但仅仅过了几天，挨饿的痛楚变得更剧烈，成了一种持续抽搐的绞痛。玛格达看到她过去的体育老师在隔壁的营房里，在这种饥饿的环境下，努力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当我没奶了，我该怎么办？”她向我们呻吟着。“我的宝宝一直哭了又哭。”

他们打开运牲畜的车门，明媚的5月阳光洒了进来。我们迫切地想出去，向空气和光明冲去。我们在匆忙中歪歪倒倒地相互碰撞地下了车，实际上是从车里掉了出来。在火车上不停地颠簸了几天之后，我们已经很难在坚实的地面上站直。我们都在利用每一个细节尝试获取方位——拼凑出我们所处的位置，稳定我们的神经和四肢。我看到一群穿着黑色冬季大衣的人聚集在一段狭窄的泥土上。我看到某个人的围巾或行李包布里发出闪烁的白光，是强制佩戴的黄色星星。我看到了这个标志：劳动创造自由。音乐响起来了。我父亲突然高兴起来。“你看！”他说，“这不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如果平台不是那么拥挤的话，他看上去像是想要跳舞。他说：“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只需要做一点点工作。”我们在砖厂听到的传言一定是真的，我们必须在这里工作。我寻找附近田野的涟漪，想象身体瘦弱的埃里克在我对面，弯着腰照料庄稼。相反，我看到的是绵延不断的水平线：牛车上的木板，无尽的铁丝网围栏，低矮的建筑物。在远处贫瘠的平地上兀立着一些树和烟囱。

我陷于希望自己能保护父母和父母再也不能保护我的悲痛中。埃里克，我祈祷，无论我们到哪里，帮助我找到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将来。不要忘了我们的爱。我们挨个地坐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玛格达一声不吭。在我悔恨的目录中，这是非常突出的一次：我没有伸手去握着姐姐的手。

穿制服的人在我们中间推搡着。没人解释什么，他们只是吆喝着简单的指令。到这边。到那边。纳粹党士兵一边指示方向，一边猛力地推着我们移动。人群被赶进了一支单独的队伍。我看到我父亲向我们招手，也许他们被派作先行部队为他们的家人划出一块地盘。我想知道今晚我们睡在哪里，我想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吃饭。母亲、玛格达和我一起站在一支妇女和儿童的长长队伍里。我们缓缓地前进着。我们靠近那个动动手指就能转变我们命运的人。我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声名狼藉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当我们向他前进的时候，我无法再看他跋扈冷酷的眼睛。当我们靠近时，我注视着他，他咧嘴的笑脸中露出一副参差不齐的牙齿，散发着孩子气。当他问是否有人生病，并且安排回答“是”的人去左边队伍时，他的嗓音听起来似乎很和蔼。

那个地方确实存在，这个等待着我们火车的到来的地方，超出我们的想象。埃里克和我已经计划好我们的未来。战争之后，我们会上大学。我们会继续在学校里举办沙龙和读书俱乐部。我们会读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我从未坐过这样的火车车厢。它不是客运列车，而是用来运输牲畜或货物的。我们是被看成货物的人类，在一列车厢里就有100个人。在里面的一个小时就如同一个星期这么久。不确定的因素让时间变得更加漫长。车轮碾过轨道产生不间断的噪音和不确定性。8个人分吃一条面包，喝一桶水。还有一个桶是给我们装排泄物的，它充满了汗味和粪便的味道。有些人在途中死去。我们都只能直立着睡觉，靠在自己家人身上，用肩膀甩开那些死人。我看见一个父亲给了他的女儿一袋药丸。“如果他们想对你做什么……”他说。有时火车会停下来，每节车厢里会有几个人被命令出去打水。玛格达有一次去打水。“我们在波兰。”她回来后告诉我们。后来她解释了她是怎么知道的。当她去打水的时候，一个在田里的男人用波兰语和德语向她打招呼，告诉她这个城市的名字，并疯狂地打手势，用手指划过他的脖子。“只是想吓唬我们。”玛格达说。

从那以后，我们设法每天都见面。有时我们会去猜测有什么事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有传言说，我们会被送到另一个叫肯尼埃尔梅兹的集中营，我们将在那里工作，与我们的家人一起生活，远离战争。我们不知道这谣言是由匈牙利警方和箭十字党散播的，它给我们带来了虚假的希望。战后，一大批来自遥远城市的信件都堆在邮局里，没被开封过。地址行写道：肯尼埃尔梅兹。地址不存在。

火车不停地行驶。我的父母都在我两旁无力地靠着。他们不说话。我从未见过他们有接触。父亲的胡子渐渐变灰了，他看起来比他父亲还老，这使我害怕。我请求他刮胡子。当我们走到这段旅程的终点时，我无法知道原来青春活力真的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只是一种直觉，一个女孩想念她所认识的父亲，渴望他再次成为一个讲究美食及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温文尔雅的调情者，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我不希望他变得像一个拿着药的父亲，对家人咕哝着：“这比死亡更糟糕。”

随后的一个下午，当水车到达时，人群匆促地拥挤着去舀一小桶水。埃里克看到我时，我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守护着我们家的外套。他轻吻我的前额、面颊和嘴唇。我摸着我丝绸衣服上的羊羔皮带，称赞它给我带来的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