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手（第1 / 3页）

我怎么会忘记呢？他和我姐姐一样学过小提琴。当他追求我的时候，在那些信里提及过这件事。现在再听他谈论这件事，感觉就像被告知他过去使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叫维姬·佩奇（Vicky Page）的舞蹈演员，她引起了鲍里斯·莱蒙托夫（Boris Lermontov）——一家著名芭蕾舞公司的艺术总监的注意。她在扶手杆上练习着芭蕾舞的高踢腿，充满激情地跳着天鹅湖（Swan Lake），渴望得到莱蒙托夫的关注和重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觉得是在观看自己的一生。如果没有希特勒，没有战争，我会继续像她那样生活着。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坐在我旁边的是埃里克，我忘了我有个女儿。我只有23岁，但感觉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结束。电影中有一段，莱蒙托夫问维姬：“你为什么想跳舞？”她回答说道：“你为什么想活着？”莱蒙托夫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必须这么做。”维姬说：“这也是我的答案。”在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就算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也会这样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束永恒的光芒，就是从不放弃对生活的渴望，对我来说，就是尽情地享受生活和跳舞。现在，我做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表现得让我女儿永远不知道我的痛苦。

“我的老师告诉我，我拉得很好的。如果没有家族企业，我可能会去音乐学院。我想我有可能会去。”我的脸热了起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生起气来，想说些伤人的话，但我不知道我要惩罚的是我自己，还是他。“想想看，”我说，“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你可能会先遇到克拉拉，而不是我。”

我们尽力做一个正常的家庭，1950年，我们就连去帕克高地大道（Park Heights Avenue）自助洗衣店隔壁的电影院看电影也觉得非常奢侈。在开启洗衣机后，我们带着玛丽安娜去看《红鞋》（the Red Shoes），这是一部由匈牙利犹太移民埃默里克写的剧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值得我们学习并引以为豪。我对这部电影印象很深，因为它从两个方面打动了我。坐在黑暗中，和家人一起吃着爆米花，我感到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捉摸不定——一切会变好，我们坚信可以过上幸福的战后生活。但是电影的角色和情节颠覆了我。打破了我悉心维系的面具，让我注意到我那有缺陷的真面目。

贝拉试图读懂我的脸，判断是要取笑我还是要安慰我。“你真的想让我相信，除了和你结婚以外，我就没有别的开心事了吗？那只是一把小提琴。现在都已经无所谓了。”

“别担心，”贝拉边说边用手帕捂着嘴巴咳嗽，“我不会让我们的女儿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我不会。”他咳得厉害，结结巴巴地，几乎说不出话来。

贝拉是第一个在压力下崩溃的人。这发生在工作的时候。他正在举起一个箱子，结果摔倒在地上，呼吸困难。在医院里，X光片显示他的结核病复发了。同我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逃到维也纳的那一天相比，他看上去更没有表情，脸色更苍白。医生把他转移到结核病医院。我每天下班后都带玛丽安娜去看他，但担心玛丽安娜会看到他咳血，这样的话，尽管我们努力隐瞒她父亲的病情，她也会觉得父亲可能会死。她四岁了，已经会看很多书，为了让爸爸开心，她带来了鲍尔太太的图画书，她告诉护士什么时候父亲吃完了饭，他什么时候需要更多的水。“你知道什么能让爸爸高兴起来吗？”她对我说，“一个小妹妹！”我们没有打算再生一个孩子，因为太穷了。现在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尽管贝拉在康复期间，我拿着微薄的薪水，我们却没有因为要多解决一个人的温饱而有压力。但看到女儿渴望有个伴，我的心都碎了。她的孤独，使我想念我的姐姐。玛格达现在在纽约有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利用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裁缝技巧，为伦敦雾公司制作大衣。她不想在一个新的城市再重新开始，但我恳求她来巴尔的摩。1949年，在维也纳，我曾短暂地幻想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变成这样：把玛丽安娜带到我姐姐身边，而不是我丈夫身边。然后，为了不让女儿在战区苟延残喘，这是一种选择，一种牺牲。现在，如果贝拉死了，或者他成了一个病人，这个想法就将成为必然了。我们住的公寓稍微有点大，租金也高，即使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剩的钱也才勉强够吃饭。我无法想象我一个人要负担这么多钱。玛格达同意考虑过来。

贝拉真的康复了，但他仍然很虚弱，无法再去仓库工作。在贝拉惊人的魅力和幽默的感染下，结核病医院的医务人员承诺，在他出院之前，帮助他做职业规划，以使我们摆脱贫困，并让他康复起来。他们让贝拉完成一个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切实际的能力倾向测试。测试结果出来，显示他最适合做乐队指挥或会计。

我用打情骂俏的口吻化解了他的问题。“如果当时你看到我跳舞，你就不会让我选了。”我说，“你从没见过像我这样的高踢腿。”我假装，我假装。我憋住一声尖叫，把它埋藏在内心深处。我并没有选择！我内心的沉默代表着狂怒。是希特勒和门格勒为我做了选择。我并没有选择！

“我们可以在芭蕾舞中开创新生活。”他开玩笑地说，“那样你可以跳舞，我来指挥管弦乐队。”

贝拉、玛丽安娜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玛丽安娜上床睡着了，我们把灯关掉，坐在黑暗中。我们的沉默不是亲密的，而是紧张沉重的，就像一根绳子在负重的重压下开始磨损。

我终于明白是什么让我心烦了。我丈夫似乎毫不费劲地终结了一个从前的梦想。如果他曾因放弃音乐而痛苦，他会瞒着我。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还依然那么盼望不是这样的？

我们设法攒够了钱，搬进了巴尔的摩最大的犹太社区——帕克高地（Park Heights），在一所房子后面的一间女仆的小房间里住下。我们的女房东是曾经来自波兰的移民，但她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移民，在美国待了几十年了。她叫我们新手，嘲笑我们的口音。她带我们看浴室，希望我们对室内管道感到惊奇。我想起了玛莉丝卡和埃格尔宅邸里的小铃铛，每当我想要更多的面包时，就把它摇响。为符合我们在房东太太心中所期待的形象，装出惊讶的样子比向她解释，甚至是向自己解释以前和现在之间巨大的鸿沟，要容易得多。

“你会选择跳舞而不是我吗？”贝拉在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问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那个在维也纳的夜晚。我告诉他，不管有没有他的陪伴，我都要带玛丽安娜来美国。他已经知道我有能力选择某人或某事。

“你年轻时，曾经期盼过学音乐吗？”用假设推测的方式来讲述过去的事情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这不是一部关于精神创伤的电影。事实上，我还不知道我正遭受着精神创伤。但是《红鞋》给了我一张由图像组成的词汇表，它教会我去了解自己内心与现实经历之间的紧张状态。还有关于维姬最后一次穿上红鞋和坠落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选择，是被迫做出的自然反应。她到底害怕什么？是什么驱使她这样做吗？是有些东西出现了，逼迫她呢？还是有些东西没有了，她就不能活了呢？

“我小时候真学过音乐。”

这是一部悲剧，维姬并没有得偿所愿。当她在莱蒙托夫的新芭蕾舞中担任主角时，她被恶魔纠缠。这部电影的这一部分太可怕了，我几乎看不下去。维姬的红色芭蕾舞鞋似乎控制了她的双脚，那鞋子让她不停地跳，直到临近死亡边缘。她在自己的噩梦中，在萧瑟荒芜之地，和一群食尸鬼及一个用烂报纸做成的舞伴跳舞。她根本停不下来，因为她无法醒过来。维姬把红鞋藏在抽屉里，试图放弃跳舞。她爱上了一个作曲家，并嫁给了他。在电影的结尾，她被邀请再跳一次莱蒙托夫的芭蕾舞。她丈夫恳求她不要去。莱蒙托夫提醒她：“没有人能有两次生命。”她必须做出选择。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一个人做一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维姬又一次穿上红鞋。这一次，鞋子迫使她跳到大厦的边缘，接着掉了下去，死了。其他的舞者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继续跳着芭蕾舞，聚光灯落在维姬在舞台上应该站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