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你放在心里的东西（第1 / 2页）

天刚刚破晓时，马车在市镇边界的雅各布砖厂停了下来，我们被赶进了砖厂。我们比较幸运，我们这些早到的人可以在干燥的棚屋里住。将近1.2万名被关押在这里的犹太人，都要在没有屋顶的地方睡觉。所有人都要睡在地板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外套，在春天的寒冷中颤抖。在营地中心，有人小小的冒犯都会换来橡胶警棍的一轮毒打，而我们只能捂住耳朵。这里没有自来水，水是用马车一桶一桶地运来的，但是从来都不够用。起初，配给加上母亲从家里带来的残羹剩饭，还刚刚够喂饱我们。但仅仅过了几天，挨饿的痛楚变得更剧烈，成了一种持续抽搐的绞痛。玛格达看到她过去的体育老师在隔壁的营房里，在这种饥饿的环境下，努力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当我没奶了，我该怎么办？”她向我们呻吟着。“我的宝宝一直哭了又哭。”

营地沿着一条小路分成两边。我们这边的营地安置的都是来自我们镇的犹太人。我们得知所有在卡萨的犹太人都被关押在这座砖厂，我们的邻居、店主、老师、朋友都在这里。但是我的外祖父母，就是住在距离我们公寓30分钟路程的地方，却没有在我们这边的营地。闸门和守卫把我们和另一边的人分开了。我们不允许越界。但我恳求一位守卫，他允许我去另一边找我的外祖父母。我走在没有墙的营房里，悄悄地重复着他们的名字。当我在一排排挤成一团的家庭中踱步时，我还会叫埃里克的名字。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时间和毅力的问题。我会找到他的，不然他也会找到我的。

我没有找到我的外祖父母。我也没有找到埃里克。

随后的一个下午，当水车到达时，人群匆促地拥挤着去舀一小桶水。埃里克看到我时，我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守护着我们家的外套。他轻吻我的前额、面颊和嘴唇。我摸着我丝绸衣服上的羊羔皮带，称赞它给我带来的好运气。

从那以后，我们设法每天都见面。有时我们会去猜测有什么事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有传言说，我们会被送到另一个叫肯尼埃尔梅兹的集中营，我们将在那里工作，与我们的家人一起生活，远离战争。我们不知道这谣言是由匈牙利警方和箭十字党散播的，它给我们带来了虚假的希望。战后，一大批来自遥远城市的信件都堆在邮局里，没被开封过。地址行写道：肯尼埃尔梅兹。地址不存在。

他们在黑暗的夜晚中过来。他们使劲敲打着门，大喊着。父亲会让他们进来吗？还是他们会强行攻进我们的公寓呢？他们是德国士兵，还是箭十字党民兵？我还没弄清楚这些让我惊醒的响声是怎么回事。我的嘴里还有逾越节酒的味道。士兵们涌进卧室，宣布我们要立刻从自己家搬出并被安置到其他地方。我们四个人只能带一个行李箱。我睡的小床就靠在父母的床脚边，而我仿佛失了方寸，不想下床。但我母亲马上就开始行动了。不知不觉地，她已经穿好衣服，伸手去拿衣柜顶上保存着的、装着克拉拉胎膜的小盒子。克拉拉出生时，那块胎膜像头盔一样包裹着她的头和脸。助产士通常会保存胎膜，把它们卖给水手，作为免于溺水的保护符。母亲不放心将盒子放在行李箱里，她把它当作一个好运的图腾，深深地藏进她的大衣口袋里。我不知道母亲包裹这个东西是为了保护克拉拉，还是我们所有人。

“赶紧，迪库卡。”她敦促我，“起来，穿好衣服。”

“并不是说穿衣服对你的身材有好处。”玛格达低声地说。她的调侃没有因此暂停。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真正害怕呢？

母亲正在厨房里打包吃剩的食物、罐子和锅子。事实上，她现在想带上的是可以供应我们生活两周的物资，面粉和一些肥鸡肉。父亲在卧室和客厅里踱步，收拾了一些书、烛台、衣服，又把这些东西放下。“拿毛毯。”母亲呼叫他。我想如果有一个花式小蛋糕，那一定就是他要带上的东西。他只是为了以后把小蛋糕交给我时感受到的欢乐，和为了看到我脸上展现出喜悦的瞬间。谢天谢地，我妈妈更实际一点。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像是她的弟弟妹妹们的母亲那样，照料他们。在许多令人悲伤的困难季节中，她想办法缓解他们的饥饿。上帝为我作证，我想着她一定是这样想的，依靠她的包裹，我再也不会挨饿了。我还是想她把盘子、生存工具放下，回到卧室里帮我穿衣服。或者至少我想她来叫我。告诉我该穿什么，告诉我不要担心，告诉我一切都很好。

士兵们跺着脚，用枪在桌上敲击。赶紧。赶紧！我突然对母亲感到愤怒。她会在解救我之前先去解救克拉拉。她宁愿在食品储藏室里挑选，也不愿在黑暗中握住我的手。我将不得不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甜蜜和运气。尽管在黑暗寒冷的4月早晨，但我只穿了一套薄的蓝色丝绸连衣裙，这套是被埃里克亲吻时穿的连衣裙。我用手捋顺褶皱，系上窄边蓝色麂皮带。我会穿这套衣裙是因为想让他再次拥抱我。这套衣裙会让我保持性感并受到保护，也让我准备好去唤回我的爱。往更深更好的方面来说，当我哆嗦的时候，这条裙子就成为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信任的标志。我想象着埃里克和他的家人，也在黑暗中忙乱地整理行装。我能感觉到他在想我。一股能量从我的耳朵传到我的脚趾。我闭上眼睛，用手捧着我的手肘，让爱与希望的闪光的余晖温暖着我。

那个地方确实存在，这个等待着我们火车的到来的地方，超出我们的想象。埃里克和我已经计划好我们的未来。战争之后，我们会上大学。我们会继续在学校里举办沙龙和读书俱乐部。我们会读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在砖厂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有轨电车驶过的声音。它们是那么的触手可及，跳到车上是件多容易的事啊。但是任何靠近外面围栏的人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被射杀——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孩试图逃跑，他们把她的尸体挂在营地的中央以儆效尤。对于她的死，我的父母没有对玛格达和我谈论过一句。“试着去拿一小块糖，”父亲告诉我们，“拿一小块糖，握住它。在你的口袋里，总要放一些甜的东西。”有一天，我们听说我的外祖父母被运输车运离工厂了。我们想我们将会在肯尼埃尔梅兹见到他们。我亲吻了埃里克，道了晚安，相信他的嘴唇就是我心中的糖。

在工厂里待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们这部分的营地被命令撤离了。仓促之间，我想找个人给埃里克传递信息。“随他去吧，迪库卡。”我妈妈说。她和父亲给克拉拉写了一封告别信，但没有办法寄出去。我看着妈妈把它扔掉，就像弹去香烟上的灰烬一样丢在人行道上，看着它在3000人潮的南来北往中消失了。当3000人涌向工厂大门，挤进一排排火车车厢时，随着人潮涌前、停下、涌前、停下的节奏，我的丝绸连衣裙摩擦着我的双腿。我们又一次在黑暗中挤成一团。就在火车要开走之际，我听到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是埃里克，他沿着车厢板条的间隙在呼唤我。我朝他声音的方向挤去。

“我在这里！”我在引擎启动时叫道。板条太窄了，我看不见他，摸不着他。

但是这不速之客入侵了我的私人世界。“浴室在哪里？”其中一名士兵对玛格达大喊大叫。我那专横、挖苦、爱挑逗的姐姐畏缩在他的怒视之下。我从未见过她会害怕。她从来没有放过一个调侃别人的机会，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能让人们开怀大笑的机会。身份高的人也没有能力凌驾于她。在学校里，当老师走进房间时，她是不会按照规定站起来的。“埃莱夫纳特。”有一天，她的矮个子数学老师，用我们的姓氏来训斥她。我姐姐踮起脚尖，盯着他看。“噢，你在吗？”她说。“我看不见你。”但今天那些人拿着枪。她没有用粗鲁的言辞和叛逆的反驳。她只是温顺地指向走廊里的浴室门。士兵们猛地推开她，不让她挡着路。他拿着一把枪，他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他的统治地位吗？这使我开始明白，事情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每时每刻，它都蕴藏着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我们永远不知道何时，也不知道如何能打破这种状态。即使服从命令也未必救得了你。

“马上出去！该是你们去一趟短途旅行的时候了。”士兵们说。母亲把行李箱盖上，父亲把它拿起来。她把她的灰色外套系紧，第一个跟着指挥官走到大街上。接着是我，之后是玛格达。在我们到达已经准备好座位的四轮马车前，我回头看着父亲正从我们的家离开。他提着行李，面向门站着，一脸惘然，作为一位午夜旅行者，轻拍着自己的口袋寻找他的钥匙。一名士兵用难听的话大声辱骂，并用他的脚后跟踢开我们家的大门。

“去看看，”他说，“看最后一眼。让你大饱眼福。”

我的父亲凝视着黑暗的空间。他好似困惑了一会儿，虽然他不能肯定这个士兵是慷慨的还是不怀好意的。接着士兵一脚踢到他的膝盖上，父亲一瘸一拐地，向我们和其他家庭的马车走过来。

我陷于希望自己能保护父母和父母再也不能保护我的悲痛中。埃里克，我祈祷，无论我们到哪里，帮助我找到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将来。不要忘了我们的爱。我们挨个地坐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玛格达一声不吭。在我悔恨的目录中，这是非常突出的一次：我没有伸手去握着姐姐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