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逃跑 第七章 我的解放者，我的施暴者（第1 / 3页）

你会是镇上着装最漂亮的女孩，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当我想到父亲时，一股暖流从我的后背中涌出，在我的心中燃烧，有痛苦，也有爱。一个婴儿都知道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也在重新学习这一点。

玛格达的身体状况比我好，她试图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井然有序。有一天，这个德国家庭出了门，玛格达打开了衣橱，她想找些适合我们穿的衣服。她写信给克拉拉、母亲在布达佩斯的弟弟和在米斯科尔克的妹妹。写那些可能永远不会被读到的信，她只是希望能发现有谁还活着，发现离开韦尔斯后我们该去哪里重建自己的生活。我已经不记得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了，更不用说地址，或一个句子。“你在那里吗？”

一天，那个美国兵带来纸和铅笔。我们从字母表开始。他写了大写A和小写a。然后是大写的B和小写b。他给我铅笔，然后向我点了点头。我能写出任何字母吗？他想让我试试。他想看看我恢复了多少，我记得多少。我可以写C和c，D和d了！我想起来了！他鼓励我，他为我高兴，并让我继续写E和e，F和f。但写到之后的那个字母我犹豫了，我知道下一个字母是G，但我想不起来了，无法在纸上写出来。

有一天他带了一台收音机。他用收音机播放音乐，这是我听过的最欢快的音乐，音调轻快，让人兴奋。我听到角号的声音，角号声会促使人动起来。它们的闪光点不是只有诱惑力，而是比诱惑力更深的，一种不可抗拒的邀约。美国兵和他的朋友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向玛格达和我展示了吉特巴舞，布吉伍吉舞。男人们一对一对地跳，就像跳交谊舞那样，甚至他们握着手臂的方式对我来说也是没见过的——这是一种在舞厅跳舞的风格，但更轻松，更随意。这不是正式的舞蹈，但也并不是马虎了事的那种。他们是如何让自己的神经绷得那么紧，却又那么的灵活，并且准备得如此充分呢？他们的身体随音乐的节奏摆动。我想要像那样跳舞。我想让我的身体也能做这些动作。

一天早上，玛格达去洗了个澡。当她回到房间时浑身发抖，头发是湿的，衣服脱掉了一半。她闭着眼睛在床上发抖。她洗澡的时候，我就一直睡在床上。因为现在我的体型已经恢复，所以不能再睡原来的婴儿床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已经醒了。

我曾经让自己想象过这样一个时刻：我的囚禁结束了，战争也结束了。我想象着那一刻，快乐会从我心里绽放开来，我要用我最响亮的声音喊道：“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但现在的我没法发声。我们像是一条平静的河流，自由的河流，从坟墓般的贡斯基兴流向旁边的城镇。我坐在一辆临时拼凑而成的车上，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几乎没有清醒过，在这种自由中没有感受到任何欢乐和解脱。我们踏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走出森林。每个人都一脸茫然，奄奄一息，不久又陷入昏迷的状态。狼吞虎咽地进食会产生危险，吃错食物也会有危险。自由带给我们的是一身的褥疮、虱子、斑疹伤寒症、腹泻和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

我意识到玛格达就在我身边行走。当马车颠簸的时候，我全身疼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没奢侈地考虑过什么是疼的，什么是不疼的。我一直只是在想着如何跟上其他人，保持领先一步，在这里弄点东西吃，走得足够快，永不停歇，活下去和不落在队伍后面。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我的疼痛和遭遇使我的意识变成了一种幻觉，一部无声的电影。我们是一队行走的骷髅，大多数人的身体都遭受过毁灭性的伤害，已经不能行走了。我们躺在车上，靠着拐杖。我们的制服很脏，很旧，破烂不堪，几乎无法遮住我们的身体。我们骨瘦如柴，身体上的皮肤也似乎已经盖不住我们的骨头了，我们就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解剖课模型。肘、膝盖、脚踝、脸颊、关节、肋骨，像是有问题那样凸显出来。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骨头看起来是那么的令人讨厌，眼窝深陷，像一个个洞穴，木然、忧郁和空虚，还有凹陷的面部和蓝黑色的指甲。我们是一群移动伤员，更是一队缓慢游行的食尸鬼。我们踉踉跄跄地走着，车在鹅卵石路上摇摇晃晃。我们一排排地聚集在一起，占满了奥地利韦尔斯的整个广场。镇上的人透过窗户盯着我们看。我们太可怕了，没有人敢对我们说话，沉默得就像广场都快要窒息了一样。镇上的人都跑回自己家里，孩子们也赶紧遮住自己的眼睛。我们从地狱中活过来了，却变成了别人的梦魇。

对于我们来说，进食和喝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不能太多，也不能太急促，不然就可能会过量进食。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无法克制自己了。我们饿得太久了，身体的肌肉和对食物的克制都渐渐消失了。后来，我得知，家乡的一个女孩，她是我姐姐克拉拉的朋友的妹妹，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解放出来，却因为吃得太多死了。持续的饥饿和尽快结束饥饿都是致命的。然而，在恢复的过程中，我那断断续续的咀嚼能力看起来也是一种福气。还有，幸运的是，美国兵几乎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提供给我们，大部分是糖果，我们后来得知这些彩色的小珠子叫M&M。

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希特勒死了不到一个星期，距离德国正式投降还有一些时日。整个欧洲的暴力活动正在减少，但仍然处于战争时期。食物和希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稀缺的。我们这些幸存者，这些以前的俘虏，仍然被一些人视为敌人、寄生虫、害虫。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其他人的反犹太思想。美国兵把玛格达和我带到居住着一个德国家庭的房子里，里面住着一位母亲、一位父亲、一位祖母和三个小孩。我们将住在这里，直到我们恢复到足够强壮，可以走路为止。美国人用不标准的德语警告我们：小心点，还没有完全和平，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对父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进一间卧室里，父亲向孩子们演示了如何锁好门。孩子们依次凝视了一下我们，然后就跑去他们妈妈那里，把脸藏在妈妈的裙子后面。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好奇心和恐惧感。我已经习惯于党卫军的那种白眼和残酷的行为，还有超乎常理、极不协调的欢呼声——这是他们对至高权力的喜悦。我已经习惯于他们显示自己地位的方式，习惯于他们觉得自己更高大，习惯于他们提高自己的使命感和控制欲。但孩子们看我们的方式比他们更糟。我们似乎冒犯了他们的纯真。孩子们看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真的是罪人。他们的震惊比反感来得更尖刻。

我们获得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过去的40天里，玛格达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一起待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已经恢复了体力，我们甚至已经恢复说话、写作甚至跳舞的能力。我们可以一起谈论克拉拉。我们希望她在某个地方还活着，并在试图找我们。但我们不能谈论我们曾经的遭遇。

也许在我们的沉默中，我们正试图营造一个能把我们从创伤中解放出来的环境。在韦尔斯休养是一种过渡性的生活，但也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召唤我们。也许我们正试着给对方和我们自己一个空白的空间来构建未来。我们不想让暴力和失去亲人的画面来玷污这个房间。我们希望能看到除了死亡以外的东西。因此，我们心照不宣地同意不谈论任何会破坏生存希望的事情。

现在我姐姐在颤抖，陷入痛苦中。如果我告诉她我是醒着的，如果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如果我目击到让她崩溃的过程，她就不必独自面对那件让她颤抖的事情了。但如果我假装睡着，我可以成为她的一面镜子，她从镜子中感觉不到这个刚刚经历的痛苦；我可以成为一面有选择性的镜子，我可以向她展示她想要建立的东西，其他的她都可以避而不见。

最后，我不需要决定做些什么事了。她已经开始说话。

“在我离开这所房子之前，我会报复的。”她发誓。

士兵们把我们带到可以睡觉的房间里。这是一间育儿室，而我们就是战争的孤儿。他们把我抬到一个木制的婴儿床上。我是那么的弱小，体重大约只有32千克。我不能独立行走，就像是一个婴儿。我几乎不能思考如何表达，只想着疼痛和需求方面的措辞。我被扶起时会痛哭，但现在没有人会来扶我。玛格达也在小床上蜷成一团。

门外的喧闹声破坏了我的睡眠。我的睡眠是那么容易被破坏。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害怕。我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感到害怕。任何黑暗中的声音都让我联想起我的母亲把克拉拉的胎膜塞进她的外套里，我的父亲在我们被驱逐的清晨，回头凝视着我们的公寓。随着过去的事情在脑海里不断地重演，我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我盯着婴儿床上的板条，试着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继续睡觉，或者至少保持平静。但噪声依然持续，冲撞声，重踏声。突然房门被踹开了。两个美国兵冲进了我的房间。他们跌跌撞撞地互相搅在一起，被一个小架子绊倒了。一束强烈的灯光打破了我房间的黑暗，其中一个男人指着我，笑着抓住他的胯部。玛格达没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是否离我很近，能听见我尖叫，还是在某处蜷缩着，和我一样害怕。我听见我母亲的声音：在你结婚之前，你不能失去你处女的身体。她在我还不知道处女是什么之前就给我上课。我没有必要一定这么做，我明白这只是个威胁。不要毁了自己，不要让人失望。现在，我是那么的脆弱，粗糙的处理方式不仅会让他玷污了我，还可能会杀了我。但我担心的不仅仅是死亡和更多的疼痛，我害怕的是失去对母亲的尊重。一个士兵把他的朋友推到门口，让他帮忙看守着，他自己则荒谬地嘀咕着向我走来。他的声音模糊不清，语言也混乱无序。他的汗味和酒精的味道闻起来非常刺鼻，就像发霉一样。我必须让他远离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扔，甚至不能坐，也坐不起来。我试着尖叫，但我只能发出微弱的颤音。门口的士兵一直在笑，但他没有笑。他用非常严厉的语气跟我说话。我不懂英语，只知道他在说关于婴孩的事。另一名士兵靠在婴儿床扶手上。他的手在腰上摸索着。他会蹂躏我，摧毁我的。他拔出枪，像拿着火炬一样疯狂地挥舞着。我在等待着他用手强行压住我，但他却朝门口走去，向他的朋友走去，离开了。门咔嚓一声关上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黑暗中。

我不能睡觉。我相信士兵会再回来的。玛格达在哪里呢？其他士兵把她带走了吗？虽然她也很消瘦，但她的身体比我的好得多，而且她仍然有一点女性特征。为了缓和我的思绪，我试着去整理我所知道的男人和他们的人性特点：埃里克，温柔而乐观；我的父亲，对自己和环境感到失望，有时会失败，有时会尽其所能，找点小乐趣；门格勒博士，好色和控制欲强；还有我在地里偷胡萝卜时，捉住我的德国国防军，带惩罚性，但仁慈和善良；那个把我从贡斯基兴的死人堆里拽出来的美国兵，坚定而勇敢；现在，这又是一种新的滋味，新的阴影。一个解放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施暴者。他的存在很伟大，但也很空虚，空荡荡的，漆黑一片，仿佛他的人性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玛格达那晚在哪里。即使是现在，她也记不起来了。但我将背负着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带着我希望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东西一起逃离。那个几乎强奸了我，可能还会回来继续强奸我的人，和我一样，他的余生可能都在试图把阴影赶走、把它推到边缘的忏悔中度过。那天晚上，我相信他在黑暗中迷失了，他几乎变成了黑暗里的魔鬼。但他没有。他选择不这么做。

在早上，他又回来了。我知道是他，因为他身上仍然散发着酒味。尽管我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到他的，恐惧还是使我记住了他的容貌。我抱着我的膝盖啜泣，停不下来。我发出像是一种动物那样的哭声。这是一种恸哭的声音，还有些像是昆虫发出的嗡嗡声。他哭泣着跪在婴儿床旁，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但我记得它们的音节：“原谅我，原谅我。”他递给我一个布袋。因为它太重了，我拿不起来，所以他把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放在床垫上。布袋里装着的是军队配给的小罐头。他给我看罐头上的图片，并一边指一边说，就像一个疯狂的侍应生在解释菜单，招呼我选择下一餐的食物。我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只是在研究这些图片。他撬开一个罐子，用勺子喂我。这是一罐添加了甜甜的东西和葡萄干的火腿。我们匈牙利人永远不会把火腿和任何甜食搭配在一起吃。如果我的父亲当初没有把他秘密包裹的猪肉和我分享，我也不可能知道它就是火腿。我不停地张开嘴，吃了一口又一口。当然，我也原谅他了，因为我太饿了，而他带来了食物给我吃。

之后，他每天都会来。玛格达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又开始卖弄风骚。那个时候的我以为，他拜访这座房子的主要原因是能享受她的关注。但日复一日，我才发觉他似乎并不在意她，他是为我而来的，我才是他关注的对象。也许他在为他差一点就做出侵犯行为而忏悔。或者，他需要向自己证明希望和纯真是可以重燃的，包括他的、我的和全世界的；更想证明一个骨折的女孩是可以重新行走的。在他照顾我的六周里，我太虚弱了，太疲劳了，就连学会讲或拼出他的名字这么简单的事也做不到。他把我从婴儿床上扶起来，握着我的手，劝诱着我绕着房间一步一步地走。当我试图挪动时，我的背就像被燃烧的煤烫到那样疼痛。我专注于把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试着感受重心转移的那一刻。我把手高高举过头顶，握住他的手指。我把他当成我的父亲，父亲一直希望我是一个男孩，但他很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