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透过一扇窗（第1 / 4页）

“当你不能从一扇门进去时，就从窗户进去。”母亲常常这样说。没有生存或痊愈的大门，但到处都是窗户。虽然你不能轻易地够着插销，窗格也太小了，没有适合身体通过的空间，但你不能站在原地，你必须要想办法。

德国投降后，我和玛格达在韦尔斯康复时，克拉拉又去了领事馆，这次是苏联领事馆，因为红军把纳粹控制下的布达佩斯解放出来，她试图了解我们的情况。他们没有我们的家庭资料，但他们表示愿意帮助她回科希策，以换取一次免费的音乐会。“我演出时，有200名苏联人出席了，然后我就坐在火车顶上回家。当我们停下来或睡觉时，他们会照看着我。”当她打开门，进到我们的旧公寓时，一切都是那么杂乱无章，我们的家具和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房间之前被用作马厩，地板上还覆盖着马粪。当我们学着吃饭、走路和用韦尔斯语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克拉拉开始为赚钱而开音乐会，并将地板擦洗干净。

现在我们回来了。当我们的皮疹痊愈后，我们轮流着离开公寓。我们三个人才只有一双完好的鞋子。当轮到我穿鞋子的时候，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来回走动，我的身体依然太虚弱了，不能走得太远。邻居认出我来：“我很惊讶看到你能成功地恢复过来。”他说：“你一直是个瘦骨嶙峋的小孩。”我心里感到了胜利的喜悦。尽管困难重重，却是一个开心的结局！但我感到内疚。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能做到呢？没有任何解释。这是侥幸，或者是一个错误。

人们可以分成两类：幸存者和不幸者。在这里，我们不讲述后者的故事。我们外祖母的画像依然挂在墙上。她的黑头发在中间分开，然后向后系成一个紧绷的发髻。她光滑的前额上有几根卷毛。她在照片里没有笑，但她的眼睛比严肃更真诚。她会意且务实地看着我们。玛格达会像母亲过去所做的那样，对着她的肖像说话。有时她会寻求帮助，有时会细声抱怨，有时大声咆哮。“那些纳粹混蛋……该死的箭十字党……”在她的画像下靠着墙的钢琴不见了。在我们以往的日常生活中，钢琴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几乎无处不在。现在，它的缺失影响了整个房间的气氛。玛格达的发怒源于这个空荡荡的地方。随着钢琴的消失，她的一些东西也不见了：她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一个发泄口。她因它的不在而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是充满活力的，充分表达的和任性的。我对她这方面非常钦佩。我的愤怒是转向内心的，它凝结在我的肺里。

随着日子的流逝，玛格达变得越来越强壮，但我仍然很虚弱。我的上背依然疼痛，行走困难，而且我的胸部因淤血积聚变得很沉重。我极少离开家。即使我没有生病，也没有想去的地方。当死亡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时，为什么要去散步呢？当与生者的任何互动，都证明了你是在一个不断壮大的幽灵集会陪伴下走过这个世界的，为什么还要说话呢？当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哀伤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想念一个人呢？

我们在科希策下了火车。我们的家乡已经不再属于匈牙利了，它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我们眨着眼，看着六月那明媚的阳光。我们既没有钱坐出租车，也没有钱买任何东西。还有，我们不知道我们家的老房子是否被别人占用了，更不知道以后该怎样才能生活下来。但我们已经到家了，并已经准备好要去找克拉拉。仅仅几周前，克拉拉还在布拉格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她一定在某个地方，一定还活着。

我们穿过梅斯茨克公园（Mestský Park），向市中心走去。人们坐在户外的桌子和长椅上，孩子们则聚集在喷泉周围。那里有一个钟，当年我们看着那些男孩们聚在那里，期盼着和玛格达约会。那里还可以见到我们父亲商店的阳台，金色的牌子在栏杆上闪闪发光。他就在这里！我敢肯定，我能闻到他的烟草味，感觉到他的胡子就在我的脸颊上。但现在商店的窗户已经全是黑的了。我们向我们在科苏特拉约什路六号的公寓走去。就在这条人行道上，我们被带到砖厂前马车停放的地方，一个奇迹发生了。克拉拉突然从前门走了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的头发就像我们母亲当年的头发一样编成辫子，然后盘起来，背后背着她的小提琴。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她把小提琴盒扔到人行道上，向我跑来。她悲伤地呻吟着。“迪库卡，迪库卡！”她哭了，像抱婴儿一样抱起我，她的手臂就像一只摇篮。

“别拥抱我们！”玛格达尖叫道。“我们浑身都是虫子和褥疮！”我想她的意思是：亲爱的克拉拉，我们伤痕累累。她的意思还有：不要让我们见到的事情伤害到你，别让事情变得更糟，别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更不要就这样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克拉拉不停地摇着我。“这是我的小宝贝！”她兴奋地告诉一位路过的陌生人。从这一刻起，她就成了我的母亲。她已经在我们的脸上看到了这个位置是缺失的，而她必须把它补上。

距离和她上次见面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她正在赶去广播电台的路上，去那里举行音乐会。我们极其希望她不要离开我们的视线，生怕再次失去与她的联系。“等一等，等一等。”我们乞求道。但她已经差不多要迟到了。“如果我不演奏，我们就没钱买东西吃了。”她说，“快点，跟我进去。”也许现在没有时间说话也是一种好事。我们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不过让克拉拉看见我们的身体遭受如此重的创伤，她一定会非常吃惊。没有时间也许也是一件幸事，克拉拉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表达她的爱和慰问，比如正确地引导我们康复，这种康复不仅仅需要休息。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康复，但起码她现在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她把我们带进屋里，脱下我们的脏衣服，帮助我们在父母曾经睡过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躺下，并为覆盖着我们全身的皮疹搽抹上炉甘石液。这些让我们非常痒的皮疹，同时也会传染给她，她就会因得皮疹而全身通红，不能再去开音乐会了。我们的团聚更多体现在身体的接触上。

我依靠我的姐姐们：克拉拉，我忠实的护士；玛格达，我的新闻来源，让我与更美好的世界保持着联系。有一天，她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钢琴！我找到了，就在咖啡馆里。我们的钢琴！我们必须把它拿回来。”她说。

咖啡馆老板不相信这是我们的。克拉拉和玛格达轮流恳求他。她们描述了在我们的客厅里举行的私人音乐会。克拉拉的大提琴朋友，另一个来自音乐学院的神童强诺·斯塔克，是如何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和克拉拉一起在我们的房子里，演奏他的首场音乐会。她们的话语中没有一个字是摇摆不定的。最后，玛格达寻找到钢琴调音师，他们一起来到咖啡馆，和店主交谈，然后看了印在钢琴盖子里的序列号。“是的，”他一边点头一边说道，“这是大象钢琴。”他召集了一群人把它搬回到我们的公寓里。

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有什么东西能证实我的身份，能让我恢复到以前的我？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要找谁来揭开盖子，读出代码呢？

一天，玛蒂尔达姑妈寄来了一个包裹。布朗克斯区瓦伦丁大道，回信地址是这样写的。她寄来了茶和克罗斯克。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克罗斯克，所以也不知道它是用来烹饪和烘焙的黄油的替代品。我们的吃法很简单，直接把它抹在面包上吃。还有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茶包。你知道我们用同样的叶子能酿造出多少杯茶吗？

我们的门铃偶尔会响起，我会在床上惊醒。这些都是最美好的时刻，说明有人在门外等着你。过了几秒我们才去打开门，那可能是任何人。有时我会想象外面的是我们的父亲。毕竟，他在第一次选择中幸存了下来。他找到了一种工作的方法，让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显得很年轻。他就在这里，抽着烟，手里拿着一支粉笔，脖子上挂着一条长长的卷尺，就像一条围巾。有时我想象着在门廊上的是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的埃里克。

玛格达和我赤裸着身体，全身上下涂满了炉甘石液，在床上躺了至少一个星期。克拉拉并没有问我们问题，更没有问我们的父母在哪里。她不停地说话是为了不让我们讲。她说话也是为了不想听其他人讲话。她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像是一个奇迹，那么的不可思议。但至少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我们是幸运的，很少有人可以像我们这样一家团聚。克拉拉直率地、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小姨和舅舅——母亲的亲弟弟和妹妹，被人从桥上扔下，淹死在多瑙河里。当在匈牙利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遭到围捕时，克拉拉逃过了检测，伪装成异教徒，住在她的教授家里。“有一天，我的教授跟我说，‘你要住进女修道院里，明天你必须学习圣经，不久你就要开始教圣经。’这似乎是将我隐藏起来的最好办法。那女修道院离布达佩斯将近320公里。我按他们的习俗着装。但有一天，学院的女孩认出了我，我便偷偷坐上了回布达佩斯的火车。”

夏天的某个时候，她收到了我们父母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我们在砖厂时，他们写的，告诉了克拉拉我们监禁的地方，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安全，并认为我们很快就会转去一个叫肯尼埃尔梅兹的劳改集中营。我记得在我们从砖厂疏散时，因为没有办法将信寄出，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把信丢在大街上。当时我以为她是放弃才把它扔掉的。但是对克拉拉讲述的她的生存故事，我有不同的看法。在松开这封信的时候，我母亲并没有放弃希望，她是在点燃希望。不管怎样，不管她出于遭受挫败还是寄以希望地扔掉这封信，她都是在冒险。这封信最终还是送到我的姐姐，一个藏在布达佩斯的金发犹太人手上。信封上有她所在的地址。当我们在黑暗中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有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那封信。他本可以打开它，把克拉拉带到箭十字党去。他可以把信扔进垃圾桶，也可以把它丢弃在街上。但这个陌生人在信封上贴了一张邮票并寄给了在布达佩斯的克拉拉。对我来说，这和我姐姐的再次出现一样，都是那么不可思议。这是一个魔术，是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生命线的有力证据，也是在那个时候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善良的证据。在被3000双脚踢起的泥土中，许多人径直朝着波兰的一个烟囱走去，母亲的信却在那里飞了起来。一个金发女孩放下小提琴，撕开封印。

克拉拉还讲述了另一个结局很好的故事。在知道我们已经疏散到砖厂，预计在某一天又会被送走，送到肯尼埃尔梅兹，或者某些人才知道的地方，她去了布达佩斯的德国领事馆，要求把她送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在领事馆，看门人告诉她：“小姑娘，快走开，不要进来。”她不甘心遭到拒绝。她试图偷偷溜进大楼。看门人看见她，打了她，重重地打了她的肩膀，她的胳膊，她的肚子，她的脸。“滚出去。”他又说道。

“他打了我，但他救了我。”她告诉我们。

临近战争结束时，苏联人包围了布达佩斯，纳粹更加下定决心要把这座城市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我们必须携带印有我们姓名、宗教信仰和照片的身份证。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街上查看这些身份信息，如果他们看到你是犹太人，他们可能会杀了你。我不想带着我的身份证，但我担心，在战后，我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我是谁。所以我决定让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帮忙保管身份证。她住在海港的对岸，所以我必须要过桥才能到达她那里。当我到达大桥时，士兵们正在检查证件。他们跟我说：‘请显示一下你是谁。’我说我什么也没有，不知怎么的，他们让我过去了。一定是我的金发和蓝眼睛说服了他们。自此，我再也没去朋友家取回那张身份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