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透过一扇窗（第2 / 4页）

到了六月底，我的背还是没有痊愈。我的肩胛骨之间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刺痛感。我的胸部仍然感到疼痛，就连呼吸也觉得痛，之后我突然发烧了。克拉拉带我去了医院并坚持要给我找一个私人病房，给我最好的照顾。我担心医药费的问题，但她说她会多开几场音乐会并想办法来支付。当医生过来为我检查的时候，我认出他来，他是我以前同学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加比。我记得他妹妹叫他天使加比利。我知道，这个同学已经死了，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问我是否在集中营里见过她。我真希望我能给他一张他妹妹最后的照片，让他拿来作纪念。我还想撒一个谎，想告诉他，他的妹妹是多么的勇敢，并和我深情地谈论过他。但我不会说谎。我宁愿面对父亲和埃里克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的空白，也不愿被告知不真实的事情，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欣慰。自被解救以来，天使加比利给了我第一次治疗。我被诊断患有伤寒、肺炎、胸膜炎和背部骨折。他为我做了一个活动的石膏，覆盖了我的整个身体。这样我晚上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爬进这个石膏壳里休息。

加比的到访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治疗，也没有向我收取任何医疗费用。我们经常坐下来一起回忆过去。我总不能和我的姐妹们直白地诉说自己的悲伤，它太刺心，往事还历历在目。与她们一起悲伤似乎是对我们奇迹般团聚的一种污蔑，所以我们从不相互抱怨和哭泣。但是对着加比，我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悲伤。有一天我问加比关于埃里克的事。加比还记得他，但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因为加比有同事在塔特拉山区的遣返中心工作，他会向他们了解一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关于埃里克的消息。

一天下午，加比为我检查后背的情况。他等到我翻身躺好后，告诉了我他得到的消息。“埃里克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说，“在一月份，解放前的一天，他去世了。”

我爆发出撕心裂肺般的痛哭声。我想我的胸口都碎了。悲伤的冲击是如此强烈，眼泪都无法流出来——喉咙里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呻吟声。就连对我所爱的人，在他生命最后枯竭的那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和所处的精神状态，我也想不出如何去考究，大脑只剩下一片模糊。我被悲痛和因失去他而感到的不公平所折磨。如果他能再多坚持几个小时，甚至多呼吸几次，我们现在就能团聚了。我趴在桌子上大声呻吟，直到声音都嘶哑了。

等到自己的震惊消散，我醒悟到，如果自己从一种特别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其实知道他的死讯所带来的痛苦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仁慈了。我就连父亲有没有死都无法知道。确定埃里克已经走了，对我来说就像在长时间的疼痛之后，开始接受诊治一样。我可以准确地找出受伤的原因，也可以确定应该治疗什么了。

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思斯的出现让我们确切地知道他已经死了。

有一天，在从韦尔斯到维也纳的火车上，与我们一起的两兄弟中的一个，莱斯特·科尔达敲响了我们的门铃。他来看看我们过得怎么样的。“叫我思斯吧。”他说。他的出现就像为我们那浑浊的房间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一样。我和我的姐姐们一直在回顾往事和继续前行之间徘徊。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恢复和还原那些，在我们丧失家园和被监禁之前所拥有的健康和财产以及生活中的其他东西。思斯为了帮助我们所显示出的热情和兴趣提醒我，要为更多的东西而活着。

克拉拉正在另一个房间里练习小提琴。当他听到音乐时，他的眼睛刷地被点亮了。“我能荣幸地见见那位音乐家吗？”他问道。克拉拉也被迫演奏了匈牙利的查尔达斯舞曲。思斯随着音乐跳起了舞。也许是时候构建我们的生活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重新开始。

在1945年的整个夏天，思斯成为了我们家的常客。当克拉拉要去布拉格参加另一场演奏会时，思斯提出要和她一起去。

“我现在要烤一个结婚蛋糕吗？”玛格达问道。

但诊断并不等同于治愈。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处理埃里克的声音，那深刻于心中的话语和希望。

到7月底，我终于退烧了，但加比仍然对我的恢复进度不满意。我的肺部被折断的背骨压得太久，已经充满积液。他担心我感染肺结核，建议我去塔特拉山区的一家结核病医院接受治疗。加比就是在那里打听到了埃里克的死讯。克拉拉将会陪我乘火车去到最靠近山区的村庄。而玛格达会留在我们的公寓里。在经历一番努力争取回来后，我们总是期待着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即使机会渺茫，我们也不能冒着无人在家的风险，哪怕是一天。一路上，克拉拉一直把我当作小孩子来对待。“看看我的小宝贝！”她向其他乘客大声说。我就像个早熟的孩子一样向他们投以微笑。我确实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我的头发因伤寒掉光了，现在刚刚长出像婴儿那样柔软的头发。克拉拉帮我用围巾遮住我的头。当车在山区爬升的时候，我呼吸到了高山干燥而清新的空气，但是我仍然呼吸困难。我的肺里就像长期有一个泥潭。当我不能让自己的眼泪向外流的时候，它们流进了这个泥潭里。我不能不理会自己的悲伤，更没法将它驱赶。

克拉拉将按日期回到科希策，参加广播演出——她的音乐会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所以她不能陪我去结核病医院。我会在那里一直待到我完全好起来为止，但她拒绝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在遣返中心到处询问是否知道有需要去医院的人。结果我被告知，住在附近旅馆的一位年轻人也需要去医院接受治疗。当我在旅馆的大厅里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亲吻着一位女孩。

“火车上见。”他咆哮着。

“不要。”克拉拉说，“他有一个女朋友。他只是出于礼貌。”

“你确定你们没有坠入爱河吗？”我问。

“他记得我们的父母。”她说，“我也记得他的。”

我在家里待了几个星期，虽然还不够强壮，但我还是步行去埃里克的旧公寓。公寓是空的，他的家里没有人回来。我发誓要尽可能多地去他家看看。离开的痛苦比惊醒后的失望来得更强烈。悼念他不是单单地悼念一个人而已。在集中营里，我可以渴望他真实地存在着，并坚守我们对未来的诺言。如果我今天能活下来，明天就自由了。但自由的讽刺之处在于，很难找到希望和目标。现在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结婚的人都不认识我的父母。如果我有孩子，他们也不会认识他们的外祖父母。我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损失而伤心，而是它所波及未来的方式，还有它延续的方式。我母亲过去常常告诉我要找一个额头宽的男人，因为这意味着他聪明。“看看他是怎么用手帕的。”她会说，“确保他总是带着干净的手帕。确保他的鞋子是擦亮的。”她不可能参加我的婚礼了。她永远不会知道我变成什么样，我选择的是谁。

克拉拉现在就像我母亲。她这样做是出于爱和她天生的能力，也可能是因为愧疚。她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保护我们，所以觉得现在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烹饪工作，并把我当成婴儿那样用勺子来喂。我爱她，喜欢受到她的关注，喜欢被拥抱的感觉，这让我感到更安全。但她同时也是令人窒息的，她的好心使我没有喘息的空间。她似乎需要在我的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不是感激或是感谢，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能感觉到，她希望依靠我来体现她自己的使命感和她存在的原因。在照顾我的过程中，她找到了她能幸免于难的原因。但我现在的任务是不需要她的帮助而能很健康地活着。这就是我活下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