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透过一扇窗（第3 / 4页）

事实证明，我没有结核病。他们让我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星期，治疗我肺里的积液。我非常害怕感染结核病，尽管我知道这种疾病不能通过接触传播，也不能通过门把手上的细菌传播，但我还是用脚而不是双手开门。我没有结核病是件好事，但我还是没好起来。我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解释胸部的积液、前额上剧烈的阵痛，我的视野就像是抹上了砂石一样模糊。很久以后，我知道了这种感觉是有一个名字的，叫作抑郁。现在我所知道的是，必须努力地从床上爬起来，为呼吸而努力，为存在而努力。为什么起床？起床后做什么呢？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没有自我放弃。每天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说：“你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一具尸体。”但可怕的预言给了我与之斗争的目标。现在我要恢复心灵的创伤，因为我面临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那就是我的父母再也不会回来了，埃里克也再不会回来了，这就像是在我心中的恶魔。我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要摆脱痛苦。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贝拉被分到了我楼上的房间，他的房间在我的正上方。有一天，他在我的房间里停下来。“我会把你弄笑的，这会让你好起来的，看着吧。”他摇着舌头，拉着他的耳朵，发出动物的声音，就像对待婴儿的那种。这可能很荒谬，也许还是一种侮辱，但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笑声就像潮水一样从我身上高涨起来。“别笑。”医生之前警告我，就像笑声是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物，好像我有笑死的危险。“如果你笑了，你会更加疼痛。”他们是对的，它确实很痛，但那感觉非常好。

那天晚上，我躺着没睡，想起他就睡在楼上的床上，想着跟他讲一些在学校里学到的，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第二天，当他来到我的房间看我的时候，我讲给他听，那晚所能记得的希腊神话，记得迷迷糊糊的神。我还跟他讲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这是埃里克和我一起读的最后一本书。我就像过去在家里为晚宴的客人表演那样地为他表演。在克拉拉表演之前，我会站在聚光灯下，站在舞台上，成为当天节目的焦点。他看着我，就像一位老师看着他的明星学生。他很少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但我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学过小提琴，还喜欢在录音室内录音并在广播里播放这些音乐。

贝拉已经27岁了，而我只是个孩子。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女人，就是在火车站台上和他亲吻而被我打断了的那个女人。他还告诉我，在结核病医院有另一位病人，他的表妹玛丽安娜最好的朋友，一个在他高中时约会过的女孩，那是战前的事了。她现在病得很严重，可能快不行了。他称自己是她的未婚夫，这是满足她临终时愿望的一种形式，也是满足她母亲期望的一种形式。几个月后，我了解到，贝拉还有一个妻子。对他来说，她几乎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他从来没有亲密过的非犹太女人。在战争的早期，他被迫做了一些相关文件的安排，以保护他的家庭和财产。

那不是爱情。是我太饥饿了，非常饿，我在逗他开心。他看着我，就像很久以前，埃里克在书友会中看着我那样，好像在欣赏我的聪明，好像在聆听我那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故事。现在，这样就足够了。

当我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向他走去时，他还在亲吻着那位女孩。他的头发是灰色的，至少比我大十岁。在九月份，我就满十八岁了，但我瘦弱的四肢、扁平的胸部和光秃秃的头，看起来更像一位十二岁的小孩。当他们拥抱时，我尴尬地站在他们旁边，不知道如何知会他一声。我开始烦闷起来，这就是我要托付的那个人吗？

“先生，你能帮一下我吗？”我终于开口问了，“你应该陪我一起去医院。”

“我很忙。”他说。几乎没有停下他的吻来回应我的迹象。他就像一位年长的哥哥，希望甩掉一个烦人的妹妹。“火车上见。”

在克拉拉不断的讨好和提醒之后，他的轻蔑减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如此困扰。我的男朋友死了，他的女朋友还活着？还是说，我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关注和认可，甚至有完全消失的危险？

他在火车上给我买了一个三明治，并给自己买了一份报纸。除了交换姓名和基本礼节之外，我们就不再说话了。他的名字是贝拉。对我来说，他只是火车上一个粗鲁的人，一个我不愿意但必须要向他寻求帮助的人，一个只是勉强给予帮助的人。

在结核病医院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躺在我舒适的小房间里，我觉得从山的底部，从地球的中心，传来一个声音。这个来自地板和薄床垫下面的声音包围着我，控制着我。“如果你活着，”那声音说，“你必须为某件事站起来”。

“我会写信给你的。”当我们要说再见的那个早晨，贝拉对我说。这不是爱，我无法和他走到一起。

当我回到科希策的时候，玛格达到火车站接我。自从我们重聚以来，克拉拉对我的占有欲就很强，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和玛格达单独相处是什么感觉了。她的头发长出来了，呈波浪状，勾勒出了她的脸型。她的眼睛又亮起来了。她看起来很好。她一直在说我离开的这三个星期里发生的一些八卦新闻。思斯和他的女朋友断绝了关系，现在他毫不掩饰地向克拉拉献殷勤。科希策的幸存者成立了一个娱乐俱乐部，她已经承诺我会去表演。而和我们一起坐在列车顶端的拉斯，写信告诉我们，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得克萨斯州亲戚的担保信。她告诉我，很快他就会和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叫埃尔帕索的地方，在那里，他将在亲戚的家具店里工作，为读医学院攒钱。

玛格达说：“克拉拉最好不要第一个结婚，这样会令我很丢脸的。”这就是我们治愈的方法。昨天，同类相食和谋杀。昨天，在选择草的叶片。今天，通过那些过时的习俗和礼节，规则和角色让我们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地生活，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生命中那段惨不忍睹的插曲所造成的损失和恐惧压到最低。我们不会成为迷失的一代。

我姐姐说：“这里，我有东西给你。”她递给我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们在学校里教的草书。“你的老朋友来了。”

当我们到达车站时，我们意识到必须步行到结核病医院，现在已经没有报纸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了。

“你在战前做了什么？”他问道。之前没有听他讲过话，我注意到他原来说话带着口吃。当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体操运动员、会跳芭蕾舞时，他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他，准备接受一个匈牙利式的幽默，准备好迎接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减压时的感受，在那里，我、玛格达和我们的室友们一起举办了一场乳房选美比赛，并在那糟糕的日子里响起了欢快的笑声。

“有一只鸟，”他说，“有一只快要死的鸟。一头牛帮助它，从它的屁股后面让它暖和起来，你知道我的意思的。那只鸟开始兴奋起来了，然后一辆卡车来了，把那只鸟轧死了。一只聪明的老马走了过来，看着路上的死鸟。马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头上有屎，就不要跳舞了吗？’”贝拉为自己讲的笑话而大笑起来。

但我觉得受到了侮辱。他的本意是要弄点笑话，但我觉得他是想告诉我，我的头上有屎。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你真是一团糟。我想他是说，你这个样子，就不应该称自己是一个舞者。在我受到侮辱之前，有那么一会儿，能吸引到他的注意力已经让我松了一口气，这让我很欣慰，因为他问到我在战前是个怎么样的人。非常值得安慰的是，在战争之前，我就是那样的存在，那样的茁壮成长。他的笑话进一步证实了战争对我的改变和伤害。被一个陌生人击垮是非常痛苦的，我痛苦是因为他是对的，我就是一团糟。尽管如此，我不会让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他的匈牙利式讽刺得到想要的结果。我要告诉他，那个活泼的舞者仍然住在我的身体里面，不管我的头发有多短，我的脸有多瘦，堆积在我的胸口的悲伤有多厚。我就是要走在他前面，在路中间做一个完美的劈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