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透过一扇窗（第4 / 4页）

当我告诉克拉拉我要和贝拉结婚时，她并没有恭喜我。她转向玛格达。“啊，两个残废的人结婚了，会怎么样？”她说。后来，在餐桌前吃饭时，她直接跟我说：“你还是个婴孩，迪库卡。”她说，“你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你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也没有。他有肺结核。他口吃。你不能嫁给他。”现在我有了一种新的动力，去为这段婚姻做点事。我必须向我姐姐证明，她是错的。

克拉拉的反对并不是唯一的障碍。事实上，贝拉还有一段与一位非犹太女士结婚的合法婚姻，这位女士保护他的家族财产免受纳粹迫害，而且拒绝与他离婚。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除了互相的利益之外，从来没有过其他任何形式的关系。对于她来说，就是为了贝拉的钱；对于贝拉来说，就是为了她的非犹太人身份。她不会同意和他离婚的，至少不会马上同意，除非贝拉同意付给她一大笔钱。

还有他在塔特拉山区治疗肺结核的未婚妻，她已经奄奄一息了。贝拉乞求她的朋友——他那逃往英格兰，但在战后又回来的表妹玛丽安娜，去转告给她，他是不会和她结婚的。由于这件事，玛丽安娜大发雷霆。“你真可怕！”她喊道。“你不能这样对她。我永远不会告诉她，你违背了你的诺言。”贝拉要我和他一起去医院，这样他就可以亲自告诉她了。见了面，她对我非常和蔼可亲，她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当看到一个人的身体被摧毁得这么严重，我会非常紧张，这太像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了。我害怕站在离死亡之门这么近的地方。她告诉我，很高兴见到贝拉会和一位像我这样精力充沛、生活有趣的人结婚。我很高兴能得到她的祝福。然而，我也很容易会成为一位躺在床上，靠着粗糙的枕头，在言语之间不停地咳嗽，手帕沾满了血的人。

那天晚上，贝拉和我住在一家旅馆里，这是我们之前相遇的旅馆。他以前每次来科希策探望我，我们都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共用过一张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对方没有穿衣服的样子。但今晚不同了，我试着回想起在左拉的作品《娜娜》里的禁忌语。还有什么能让我给他快乐，同时也让我自己去追求快乐呢？没有人对我在性行为方面做过指导，我总觉得裸体是丢脸的，耻辱的和可怕的。我必须再次学习亲密关系。

“你在发抖，”贝拉说，“你冷吗？”他走向他的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个系着闪闪发光的蝴蝶结的包裹，里面裹着一个盒子。在盒子里的薄纱纸里是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这是一份奢侈的礼物，但这并不是打动我的原因。他知道我有另外一种保护的需要，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这位未来丈夫的侵犯，而是一种自我提升和拓展的方式，一种让我进入到从没经历过的人生新篇章的方式。当他把睡衣滑过我的头，布料落在我的腿上时，我颤抖起来。合适的服装可以增强舞蹈的能力。我旋转着，展示给他看。

有那么一会儿，我想她的意思是埃里克。他还活着。在信封里的是我的未来，他一直在等我。或者他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但信封不是来自埃里克，它并没有包含我的未来，它为我保留了过去。信封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在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送给我的朋友雷贝卡的，是埃里克为我拍的，一张我在河边做劈叉的照片。她为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在我的手指中夹着一张我还没有失去父母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很快就会失去她的所爱。

那天晚上，玛格达带我去了娱乐俱乐部。克拉拉和思斯都在那里，还有思斯的兄弟伊姆雷。我的医生加比也在那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很虚弱，还是同意去跳舞。我想让他知道我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想告诉他，他对我所付出的时间已经令我有所改变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请求克拉拉和其他音乐家演奏《蓝色多瑙河》，我开始了我的例行动作。这支舞蹈就是在一年多前，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跳给约瑟夫·门格勒的舞蹈，当时我得到了一块面包作为奖励。那些步伐没有改变，但我的身体已经改变了。我不再是清廋有劲，肌肉也不再柔软，我的四肢或内心都失去了力量，剩下的只有一个气喘吁吁的外壳，一个背骨断裂而且没有头发的女孩。我闭上眼睛，就像我在营房里做的那样。在不久前的晚上，我合上自己的眼睛，这样就不用看见门格勒那可怕而凶残的眼睛；这样我就可以在他凝视的目光下，不至于完全崩溃地摔倒在地上。现在我闭上眼睛，这样我就能感觉到我的身体，而无须逃离这个房间，这样我就能感受到来自观众那充满感激的热情。我慢慢找回以前舞蹈的状态，回到熟悉的步伐，高踢腿，劈叉，我在这一刻变得更加自信和舒适。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想象着没有什么比宵禁和黄星更严重的侵犯我们自由的事物了。我的状态恢复得很及时。我在为自己的清白跳舞，为那个跳着走上楼梯、向芭蕾舞室走去的小女孩跳舞，为那个第一次把她带进芭蕾舞室、睿智而慈爱的母亲跳舞。帮帮我，我向她呼喊。帮帮我。帮帮我重新面对生活。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这是贝拉写的。这是他写给我的许多长信中的第一封，是在结核病医院写的，在此之后的信是他在普雷绍夫的家中写的。普雷绍夫是斯洛伐克的第三大城市，在科希策以北32公里处，他在那里出生并长大。当我对贝拉有了更多的了解时，开始把他在这些信中告诉我的事情拼凑成他的生活，那个有着口吃和喜欢讽刺幽默的灰发男人变成了一位有着鲜明轮廓的人。

贝拉写到，他最早的记忆是和他的祖父一起散步，他的祖父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在蛋糕店里，祖父拒绝给他买饼干。当他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将接管祖父的生意，批发该地区农民的农产品，为斯洛伐克的所有人提供研磨咖啡和研磨小麦。贝拉是一个富足的食品储藏商，这些食品足够一个国家的量，他简直就是一场盛宴。

“太高雅了。”他说，“非常漂亮。”

我很高兴有人这样地看着我。他的目光不仅仅是一种恭维，更像是我母亲曾经教导我的，要看重自己的天分。通过贝拉的眼睛，我获得了对我的身体，乃至我生命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欣赏。

就像我母亲一样，贝拉在很小的时候就过着单亲的生活。他的父亲曾是普雷绍夫市市长，在此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专门为穷人打官司的律师，在贝拉四岁的那个冬天，他去布拉格参加了一个会议。他刚下火车，就遭遇了一场雪崩，这就是警察告诉贝拉母亲的情况。贝拉的父亲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贝拉怀疑他的死是因为他为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做辩护，影响了普雷绍夫社会名流的利益，结果被谋杀了。但官方的说法是，他被雪压着，窒息而死。自从他父亲去世后，贝拉讲话就开始口吃了。

他的母亲再也没有从他父亲的去世中恢复过来。她的岳父，贝拉的祖父，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她和其他男人见面。在战争期间，贝拉的姑姑和叔叔邀请她一起去匈牙利。在那里，他们用假身份证件，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一天，贝拉的母亲在市场上看到一群党卫军士兵时，惊慌失措。她跑到他们那里，大声忏悔，“我是犹太人！”她说。结果，他们把她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死在毒气室里。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因贝拉母亲的招供而暴露了身份，只好设法逃进山里去了。

贝拉的弟弟乔治从战前就一直住在美国。在他移民之前，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大街上行走时，受到非犹太人的攻击，眼镜都被打碎了。他选择离开酝酿着欧洲，与他们在芝加哥的叔祖父一起生活。他们的堂妹玛丽安娜逃到了英国。因为贝拉从小就在英国学习，英语说得很流利，所以他拒绝离开斯洛伐克。他想保护家里的每一个人，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祖父就死于胃癌。德国人承诺，所有返回原居地的犹太人都将受到善待，他的姑姑和叔叔被哄骗而走出了山区，结果被带到街上列队枪杀了。

贝拉躲进山里，避开了纳粹的围捕，几乎只能勉强地拿起一把螺丝刀，他写道。他害怕武器，更不想打架。他笨手笨脚的，却成了一位游击队员。他拿起枪，加入了与纳粹作战的苏联人的队伍里。与游击队在一起时，他染上了肺结核。他不需要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但他在山林中幸存了下来。为此，我很感激，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看到从他的眼睛里反射出来烟囱的印记。

普雷绍夫离科希策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有一个周末，贝拉来看望我，从一个包里拿出瑞士奶酪和意大利香肠。食物，这是我马上就会爱上的东西。如果我能让他保持对我的兴趣，我相信他会提供食物给我和我的姐姐们——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对他的态度并不像我对埃里克那样。我不幻想亲吻他，也不幻想着能长时间地留他在身边。我甚至没有卖弄一下——不是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我们就像两个遇到海难的人在海上寻找生命的迹象。我们在对方那里都看到了一道闪光。我发现我又重新回到生活的轨迹上了，觉得自己将要属于某个人。我知道贝拉不是我生命中的挚爱，这和我对埃里克的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并不要他取代埃里克。但是贝拉给我讲笑话，给我写了二十页的信，我需要做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