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明年耶路撒冷见（第2 / 4页）

“拉斯不会和我结婚的。”她说，“但不管怎样，我要去美国。”她已经写了信给玛蒂尔达姑妈，请求她寄一份移民担保书。

澳大利亚，美国。当我的下一代还在我身体里翻动时，我的姐妹们却向我预示着要去我都无法触及的地方。战后，我是第一个选择新生活的人，现在她们也要选择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然而，我想起了战争期间的那一天，我病得不能工作，玛格达独自去弹药厂工作，结果工厂被炸弹袭击了，玛格达本可以逃跑并获得自由，但她却选择跑回营房来救我。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美好、幸运的生活了。她没有必要再照顾我的生存问题。但如果说地狱的哪一小部分是值得我怀念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它让我明白生存必须依靠互相依赖，独自一人是不可能生存的。在选择不同的方向时，我和我的姐姐们，是否会因解开魔咒而面临危险呢？

9月的一个清晨，贝拉出了城，我第一次感到宫缩。它不断地缩紧，剧烈的疼痛让我觉得身体几乎要断裂。我打电话给克拉拉。当她两小时后到达时，医生仍然没到。我在贝拉出生的那个房间里，在他出生的同一张床上分娩。我弯下身子，强忍着疼痛，感受着和当年在这里分娩的贝拉的母亲同样的痛苦，一个我没有机会见到的女人。我将要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孩子，会没有祖父母。医生还没有来。克拉拉在我身边徘徊，给我喂水，为我擦脸。“走开！”我对着她大声喊。“我受不了你的气味。”我不能像一个婴儿那样去生孩子。我得活得像自己，但她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在极度疼痛，已经产生模糊意识的分娩过程中，我想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个两条腿被绑在一起而无法分娩、受痛苦折磨的孕妇。我无法阻止她的脸出现，她的声音也在这房间里，围绕着我。她萦绕在我的心头，同样也激励着我。当她和她的孩子都已经面临无法形容的残酷死亡，在她身体里，在她的内心，每一次冲动都预示着一个生命。一股悲伤贯穿我的全身，我彻底崩溃了，似乎在用她那痛苦的刀刃把自己给撕裂。我接受这种痛苦，因为我们都别无选择。我接受我的痛苦，因为这样可以抹去关于她的记忆，也可能会抹去所有的记忆，因为如果这种分娩的疼痛没有摧毁我，那么记忆会。医生终于来了，我的羊水破了，我感到一个婴儿从我身体里喷出来。“是个小女孩！”克拉拉喊道。过了一会儿，我才完全恢复感觉。我在这里，我的宝贝女儿也在这里，一切都那么地恰到好处。

我想给她取名安娜玛丽，一个浪漫的名字，一个听起来像法语发音的名字，但是在政府提供的新生儿可采用的名字的名册里，安娜玛丽没有被记录在册。所以我们选择了把这个名字倒过来：玛丽安娜，这是对贝拉表妹玛丽安娜的怀念，那位因我破坏了贝拉和他女朋友之间的婚礼而叫我哑巴鹅的人。贝拉的女朋友现在已经死了。贝拉到处分发雪茄。他不会屈服于只给儿子发雪茄的传统，他的女儿将通过每一个仪式，每一个骄傲的举动来得到祝福。他给我带来了一个首饰盒。里面有一只金手镯，连接着几片有邮票大小，由两种黄金制成的正方形。它看起来很重，但实际上很轻。

我还记得两年前四月份的那个晚上，当时我担心玛格达会死，我冒着被打或更严重的危险爬上一堵墙，给她摘新鲜的胡萝卜。我们熬过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幸存下来，因为我们有对方作为保护，也因为我们都把对方当作可以活下去的目标。我要感谢我的姐姐给了我生命。

“你很快也要结婚了。”我向她保证，“你要明白，没有人比你更性感。”

我还不明白，姐姐的痛苦与其说是与孤独有关，不如说是与她不值得被爱的信念有关。在她看到痛苦、黑暗面、不足之处和伤害时，我看到的是另一样东西，看到了她的勇气。看到了她的胜利和力量。这就像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天，她的头发被无情地剃光了，但这让我看到了她眼睛的美丽。

“你对谁感兴趣啊？”我问她。我希望像小的时候那样去调侃她。玛格达总是能讲出别出心裁的词语，或扮演出滑稽的样子——她能让沉重的事情变得轻松。我希望让她继续做梦。

玛格达摇摇头。“我想到的不是一个人，”她说，“我在考虑一个地方。”她指着放在梳妆台上镜框里的一张明信片。图上显示了一个贫瘠的沙漠，一座桥。从图像的说明文字可以看出一个地名，埃尔帕索。它是拉斯寄来的。“他逃去那里了，我也能。”玛格达说。

在1947年的春天，克拉拉和思斯要结婚了，贝拉和我开着绿色的欧宝·亚当汽车去科希策参加他们的结婚典礼。这是另一个没有父母出席的重要时刻，另一个因他们的缺席而减少了欢笑的快乐日子。但我怀孕了，生命是充实的，我不会让悲伤拖垮我。玛格达弹着家里的钢琴，唱着父亲过去常唱的曲子。贝拉挣扎着，在与不同的思想观念斗争：是在舞蹈中把我横抱起来，还是让我坐下休息呢。我的姐姐们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我身体里的新生命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这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也是我们父母和祖父母的一部分，将继续下去，直到未来。

当音乐暂停我们中途休息的时候，男人们点燃了雪茄，大家围绕着未来的生活开始了交谈。思斯的弟弟伊姆雷很快就要去悉尼。我们的家庭已经很小了，我不希望我们再次分开。住在普雷绍夫，已经让我感觉离我的姐姐们太远了。在我和贝拉要开车回家的那天清晨，克拉拉把我和玛格达拉进了卧室。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小家伙。”她说。

从玛格达皱起的眉头，我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克拉拉要说什么了。

“如果伊姆雷要去悉尼，”克拉拉说，“我们也会一起去。”

对我来说，埃尔帕索就像地球的尽头。“拉斯有邀请你加入吗？”

“迪库卡，我的生活不是童话。我不指望有人来救我。”她用手指在膝盖上敲着，好像在弹钢琴。她还有更多话要说的。“你还记得妈妈死的那天，她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吗？”

“克拉拉的胎膜。”

“还有一美元钞票。玛蒂尔达姑妈从美国寄来的一美元。”

为什么我不知道呢？原来母亲有那么多的小东西用来表达她的希望。不只是我不曾记得的那张美元钞票，还有我记得的胎膜，还有她在砖厂打包准备烹饪的鸡油和寄给克拉拉的那封信。玛格达似乎就是我们母亲的现实版，包括她的希望。

在普雷绍夫，我们的朋友也有在谈论移民的事情，也许到以色列，也许到美国，但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是最宽松的。艾娃和她的丈夫也提到了悉尼。但它是那么的遥远。“你的事业怎么办？”我问克拉拉。

“悉尼也有管弦乐队。”

“你不会说英语。”我在为她留下寻找各种借口。好像这些都是她没有想到过的反对意见。

“思斯曾经做出过承诺。思斯的父亲在临死之前，要求他要照顾弟弟。如果伊姆雷要去，我们也要去。”她说。

“所以你们俩都抛弃我了。我们为了生存而做出了努力，我想我们应该是团结在一起的。”玛格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