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选择（第1 / 8页）

当我站起来，走过房间，打开门时，我想她一定很惊讶。直到我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准备开门时，她才开口说话。

“我准备好了。”她说。

“谢谢你，”我说，我又回到椅子上。“听到这个我很高兴。我们还有四十分钟。让我们好好利用它们。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是的，请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艾玛重回餐桌吃饭。”她的母亲恳求道，“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她吃东西。”

“我看得出你很担心艾玛。我能看出你是多么渴望得到答案和解决办法。如果你希望艾玛好起来，我可以告诉你，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了解厌食症，问题不只是艾玛吃什么，也是关于什么在影响着她吃东西。”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就这样把她治好，把健康的她送回去。我请他们帮助我，成为我的合作治疗师，观察他们的女儿，但不需要一个让她做事的日程表或有任何不一样的事情，只是关注她的情绪状态和行为。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她的情绪状况，更熟悉这种疾病的心理状态。通过寻求他们的帮助与合作，我希望引导他们理解他们在她的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逐渐地让他们为影响到艾玛饮食习惯的行为负责。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第一次见到了艾玛。她十四岁，我就像遇到了自己的鬼魂。她就像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那样瘦骨嶙峋，脸色苍白，非常消瘦。她又长又细的金发使她的脸看起来更瘦了。她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袖子长长地直落着遮住她的手。她看起来像个有秘密的人。

对于任何一个新病人，从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起，对他或她的心理界限保持敏感是很重要的。我必须马上凭直觉觉察出来，这个人是否想让我牵她的手，或者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人需要我给他下命令还是给他一个温和的建议。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这些最初的时刻至关重要。厌食症是关于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该暴露或隐藏什么，一种完全与控制和无情的规则有关的疾病。首先，厌食症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生理维度。由于缺乏营养物质吸收进入人体，摄入的少量热量大部分用于自主功能（呼吸除外），大脑失去了血液流动，这导致了思维扭曲，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偏执。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开始与一个厌食症患者建立治疗关系，我必须记住，我正在与一个可能存在认知功能扭曲的人交流。一个习惯性的手势——比如，当我领着某人走到一张舒服的椅子上时，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就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具有威胁性或侵犯性的。当第一次和艾玛打招呼的时候，我试图同时让我的肢体语言显得更有亲和力。因为厌食症患者是控制专家，所以要通过让她感到自由，来消除她的控制欲。与此同时，创建一个有组织的环境，有明确的规则和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见过她的父母后，我知道她母亲的言语里充满了批评和指责，所以我以赞美开始了我们的谈话。“谢谢你的光临，”我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谢谢你能准时来。”

我那令人愉快的乐观精神、职业成就感、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的感受，在我建立私人诊所并遇到我的第一位病人时，瞬间幻灭了。他已住院一个月，我到医院看望他，他正在等待诊断报告并接受治疗。后来，结果出来，发现是胃癌。他吓坏了，觉得被自己的身体背弃了，被胃癌的死亡所威胁。疾病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使他不堪重负。我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我所有的技能都建立在温暖和信任的氛围下，建立在一座和病人之间架起的良好的沟通桥梁之上，现在这些通通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像个穿着医生袍的孩子，一个骗子。我对自己的期望是如此之高，对失败是如此之恐惧，以至于我无法超越自己的专注力去走近那个向我寻求帮助和爱的人。“我还会康复吗？”他问。我的思绪像在联络本上找名片一样不停地翻来覆去，脑子里转着各种理论和技巧，眼睛盯着墙壁，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和害怕。我对他无能为力。他没有再请我帮他了。当我遇见截瘫的老兵汤姆时，我已经意识到，我职业生涯的成功必须源于我的内心深处——不是来自一位试图取悦别人、赢得认可的小女孩，而是来自一个完整和真正的我。我，一个脆弱而好奇的人，接受了自己的生活，并准备好成长。

换句话说，我开始与自己的创伤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它不再是沉默，压制，逃避，否认。它就像一口可以被我利用的井，这是为我的病人、他们的痛苦和治愈之路提供深刻理解和直观见解的源泉。头几年的私人诊所工作，帮助我把我的创伤重塑成必要和有用的东西，帮助我形成和发展了许多经久不衰的治疗法则。我工作中遇到的病人经常可以映射出我在寻找自由的旅途上的各种发现。同样，他们也常常提醒我，我对自由的探索还没完成，并为我的进一步治疗指明了方向。

虽然艾玛是位已经确诊了的病人，但我还是先和她的父母见面。他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谈过他们家的秘密：他们家里最大的孩子艾玛快要把自己饿死了。他们是一个内向保守的德裔美籍家庭，脸上布满忧虑，眼睛里充满恐惧。

“我们正在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在第一次拜访我时，艾玛的父亲告诉我。“我们得让她重新开始吃东西才行。”

“我们听说你是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艾玛的妈妈补充道，“我们认为艾玛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也许你可以激发她。”

当她在沙发上选好座位坐好后，我告诉她，她告诉我的一切都是机密——除非她有生命危险。然后我做了一个温和的，开放式的邀请。“你知道，你的父母很担心你。我想知道真实的故事。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艾玛没有回应。她盯着地毯，把袖子拉得比手还长。

“不说也没有关系。”我说。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我等待着。我又等了一会儿。“你知道，”过了一会儿，我说，“你需要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我有一些文书的工作要去另一个房间。当你准备好了，请告诉我。”

她怀疑地看着我。在一个严惩不贷的家庭里，孩子们渐渐习惯了听到威胁，这些威胁可能会迅速升级，或者是另一个极端，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我说得很客气，但她想看看我的话和语气是否会升级为愤怒的批评或警告，或者如果我只是一个容易被击败的人，我会不会真的离开房间。

看到他们对艾玛的生命的恐慌，看到他们的束手无策，真是令人心碎。生活中，面对一个饮食失调的孩子，他们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女儿和家人身上，没有任何一样他们现有的养育方法可以对艾玛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让他们放心，从而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我也希望让他们认识到一个比艾玛的病更痛苦的事实——他们也参与其中。当一个孩子与厌食症做斗争时，确诊的病人是孩子，但真正的病患是这个家庭。

他们想把有关艾玛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她拒绝吃东西，但还会假装进食，在家庭聚餐后他们在餐巾纸里发现了食物，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也发现了食物。艾玛以离开他们和关门躲起来的方式不吃东西，所以在她的身体里也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但我让他们反过来谈谈自己，他们显然就很不自在了。

艾玛的父亲身材矮小精干，我了解到，他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不安地意识到，他有点像希特勒——他留着稀疏的胡子，扁平乌黑的头发，而且他说话时会大吼大叫，仿佛每一次交谈都希望不被忽视。后来，我和艾玛的父母分开会谈，我问她的父亲，他为何决定选择自己的警官职业生涯。他告诉我，小时候他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叫他跛脚的小虾。他选择当警察是因为这工作需要冒险和体力，而他想向父亲证明他不是一只虾，更不是跛子。当你需要证明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被它约束，不再是自由的了。尽管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知道他童年的故事，但我知道艾玛的父亲一直住在他自己制造的监狱里——他生活在符合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受限形象中。他表现得更像一位接受军事训练的士兵，而不是一位支持太太的丈夫或关心儿女的父亲。在沟通中，他不问问题，更像在审讯。他不承认自己的恐惧和弱点，顽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他的妻子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棉质连衣裙，前襟系着纽扣，腰带很细，这是一种永不过时而又严肃的款式和打扮，感觉上是为了与她丈夫的声音和讲话力度更加合拍。她谈了几分钟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挫折，错过了升职的机会。我可以看到她在肯定他的愤怒和激起他的愤怒之间正谨慎地寻找一个平衡点。她清楚地知道她的丈夫需要别人的肯定，他不能忍受被人对抗和反驳。在我们的私人会话上，她的“多才多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修剪草坪，为家里的许多地方做修理，还会自己做衣服——她的技能和她给予丈夫的权力是矛盾的，她为维持和平付出了代价。她不惜一切地避免与丈夫发生冲突的习惯，对女儿的健康和家庭活力所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丈夫的专横行为。他们是相互控制的伙伴——不是感同身受的关系，也不是无条件的爱，他们没有家庭的语言。

“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们首次见面时，艾玛的父亲在回答完有关他的工作、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庆祝假期的问题后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