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强大与脆弱――更深层次的哲学经验的反思（第4 / 16页）

安息吧，戴维·费德曼

我们可以通过“虚假信任测试”的某一变种来对儿童的心智发育不全问题进行测试。参加测试的有两名儿童，一名儿童将一件玩具放在床下，然后离开房间。在他离开房间期间，第二名儿童（被测者）将这件玩具拿走并藏在一只盒子里。在第二名儿童返回房间时，我们问他第一名儿童会到哪里去找他的玩具。4岁（心智开始萌芽）以下的被测者会认为第一名儿童会从盒子里去找玩具，而4岁以上的儿童会说第一名儿童会从床下找玩具。在大约4岁时，孩子们会逐渐意识到，别人不一定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别人的想法可能与自己的想法不同。这一测试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轻微的自闭症：尽管我们拥有极高的智慧，但对很多人来讲，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基于别人的思想看待这个世界，却是个很难的事情。对于具备一定能力却患有轻度自闭症的人的状况，有一个专门的名称：亚斯伯格综合征。

首先，我需要向一个知识超群的人表示敬意，他就是伯克利统计学家戴维·费德曼，他也许比所有人都能更好地揭示统计学知识的缺陷以及一些方法的不足之处。他与我分别时送给了我一个礼物。当时，他原打算出席我之前提到过的美国统计协会会议，但他后来因病未能参加。但是，他却让我准备参加这次会议，并让我传达关于黑天鹅的观点：做好准备；他们会向你阐述一套他们自鸣得意的论点，你需要对此做出回应。这些论点列在他的一部书的“建模者的回应”部分。在此我将大部分罗列如下。

对客观黑天鹅现象的考虑，除了完全忘掉黑天鹅现象的存在之外，关于人类“心理理论”或“民族心理学”的未完全发展问题，看上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一点对所有观察者来讲都是如此。有些自以为是的人，经常会将问题归咎于别人与自己的异见。根据研究者的调查，这些人通常从事设计或物理工作。我们在第九章见过一个这样的人——约翰博士。

问题在于，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费舍尔的教科书及其同事的教科书便毫无意义。几乎每一种使用数学方程式的预测方法都是这样。

现在请回想一下第十二章中关于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恰当转换的问题，这一情况类似于孤独症，处于这一情况下的人们看不到第二次序关系——主体不会运用过去的过去与过去的将来之间的关系来映射现在的过去与现在的将来之间的关系。一位名叫阿兰·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的先生曾经赴国会解释说，由他及继任者伯南克所推波助澜的银行危机是难以预测的，原因是这“之前从未发生过”。而国会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运用智慧站出来反驳：“阿兰·格林斯潘，您之前从未去世过，80多年了从来没有过，这是否意味着您会长生不老呢？”我在第二部分中写的那位可怜的银匪、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提出过同样的论断。他曾经写过一部关于不确定性的长篇大论的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书与《黑天鹅》一书由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批职员出版）。^{<a id="note17" href="#note17n">[17]</a>}

我竭力在非线性下解释货币政策中的错误问题：你不断增加金钱，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直到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者，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我们不应当把政府摸不着门道的玩具抛给政府。

未来盲目性回归

第四象限，最有用问题的解决方法^{<a id="note26" href="#note26n">[26]</a>}

归纳

可能性必须是主观的^{<a id="note19" href="#note19n">[19]</a>}

让我们再次从某个角度看一下归纳问题。在现代环境下，归纳已经超越了古老的时代，使得黑天鹅问题更为严重。简言之，在一个复杂的领域中，归纳与演绎的讨论对实际问题来讲已变得过于边缘化（除了一个有限的变量子集），亚里士多德式的差别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方面（类似于之前讨论过的极端斯坦中的非典型事件）。即便其他诸如“原因”之类的概念也会有不同的含义，特别是在循环因果关系和相互依赖性存在的情况下。^{<a id="note25" href="#note25n">[25]</a>}可能性等价物是从传统的任意性行走模式（任意性变量在固定区域移动，与周围其他变量不发生关系）发展为渗透模式（此时，区域自身便是随机的，不同的变量之间互相作用）的。

正如没有上过商学院的拉丁诗人卢克莱修所写的，我们将我们所见过的任何形式的最宏大目标作为最可能发生的事情。

蒙眼驾驶校车

有关研究表明，大学教师们大都是系统化的，他们都属于黑天鹅盲点的范畴。在本书第十七章中，我将这类人称为“洛克的疯子”。除了乔治·马丁和我在1998年做过一次计算，我没再见过任何一次有关黑天鹅愚蠢性和系统化心理的直接测试。在这次计算中，我们找到了证据，证明来自主要大学的所有金融与量化经济学教授（这些教授做过套利基金）最终都会不顾别人的谴责而反对黑天鹅。这一倾向并非随机的，原因是有1/3~1/2的非教授人员在当时都做这类投资，其中名声最大的要数诺贝尔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以及罗伯特·C.默顿（默顿是上帝创造出来供我阐明我关于黑天鹅盲点的观点的^{<a id="note16" href="#note16n">[16]</a>}）。他们在金融危机期间都遇到过困难，结果是他们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请注意，对于亚斯伯格综合征的讨论大惊小怪（认为亚斯伯格综合征与承担风险相矛盾，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同样会反对起用一个视力大大下降的人去开校车。我读过弥尔顿、荷马、塔哈·侯赛因和博尔格思（盲人）的作品，但我却不会让他们过多左右我的思想。我会选择由工程师们设计出的工具，但更倾向于让那些不受风险盲目性影响的人来完成社会的风险决策。

冒能估量之险要比衡量你冒的险更可靠。

请注意，一个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事实是，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的人对模糊性极端厌恶。

地图上的第四象限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在第四象限，归纳问题和经验主义的缺陷越发明显；在第四象限，缺少证据与有证据表明缺失不能混为一谈。在本部分中，我们将基于更为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做出我们的决定。

关于人类性格的两个极端，心理学家西蒙·拜伦–科恩做了大量研究，并用两种能力对它们进行了区分：系统化的能力，移情与理解他人的能力。按照他的研究，纯粹系统化的人心智不健全，他们适合于设计及相关职业；移情能力强的人适合于更为社会化（或文学类）的职业。胖子托尼当然属于更为社会化的范畴。男性更多地属于系统化的范畴，而女性更多地属于移情的范畴。

这些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有些人是教授，其中一人还是美联储主席（在写到此处时）。高学历会不会使他们对于这些基础概念视而不见呢？

哦，在写到此处时，经济学仍没有注意到复杂性的存在，这便会降低可预测性。我不会过分愤怒——我和马克·施皮茨纳格尔正在设计另外一个风险管理程序，从而更加强力地应对模型错误，这一错误主要来自政府导致过量的借款和通货膨胀的赤字预算失误。

实际上，人们对这一观念没有丝毫的认识，对此我深感惊奇。特别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人们将过去发生的最大偏差作为参照事件来预测未来的最大偏差，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在这一历史参照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运用同样的方法，那么这件历史参照事件自身又该如何解释呢？^{<a id="note18" href="#note18n">[18]</a>}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我发言时，我阐述了在复杂体系中的相互依赖性以及预测退化：华尔街的亏损引发了纽约的失业，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在诸如中国的失业，然后又反作用于纽约的失业，这一点是不可分析的，原因是反馈回路会产生巨大的预测错误。我使用了“凸面”这一概念，它指来自投入量（在凸面存在的情况下，测量错误率的工具不复存在）的一种不成比例的非线性反应。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主要官员、一部经典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合著者斯坦利·费舍尔，在我讲话之后找到我，批评我关于反馈回路引起不可预测性的观点。他解释说，我们拥有输入–输出发源地，它能够很好地计算这些反馈，他同时还援引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作品。我猜想这一经济学家是瓦西里·里昂惕夫。我看着他，觉得他很傲慢，但对自己是对是错却毫无概念（不用说，费舍尔一定没有预见到危机的发生）。即便计量经济学能够追踪反馈回路的效果，这一点也很难理解，这些模型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大规模骚乱的事情。我要重申的是，大规模骚乱是属于极端斯坦的。

我发现（当时我甚至一点都不吃惊），没有一位研究者研究过经济中大的偏误是否能通过过去大的偏误进行预测——也就是说，大的偏误是否有先例有什么意义。这是被错过的基础研究之一，所谓基础，是指像检查病人是否仍在呼吸以及灯泡是否拧紧了一样必不可少。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试着做一下。大事件并不一定非要有先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无前例；1987年股票市场在一天之内骤跌了23%，而之前一天最大的跌幅只有10%左右——几乎所有事件都是如此。我的研究结果认为，一般事件可以预知一般事件，但极端事件，也许是由于人们对它们缺乏准备而显得更为激烈，因此仅凭过去而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