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我欺骗的人类（第3 / 4页）

我的个性形成于15岁，那年我被投入监狱。我涉嫌的罪名是在一次学生暴乱中用水泥板袭击警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和复杂的事件，因为我的祖父当时是内政部部长，正是他签署了镇压我们这次活动的命令。一名警察被石头打中头部后，由于恐慌便向我们胡乱开枪，一名暴乱者被打死。我记得我处于暴乱的中心。我由于被捕而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而我的朋友们则既惧怕被抓进监狱，也惧怕回家见父母。我们的行动使政府心有余悸，因此他们给予了我们特赦。

当时，交易员在赔钱时摔坏电话是极为平常的事。有的人喜欢摔椅子、桌子或者任何能够发出声响的东西。有一次，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名交易员试图掐死我，来了4名保安才将他拖走。他当时很生气，因为我站在了他认为是他的“领地”的地方。谁会愿意放弃这样的工作呢？把这种情形与大学餐厅中单调的午餐时间比较一下吧，显然，彬彬有礼的教授们谈论最新的院系争斗的场景要乏味得多。于是我继续留在“数理”和交易行业（现在仍然是），却保证只安排最少量但极为密集（而且有趣）的工作，我只关注最具技术性的方面，从不参加商业“会议”，避免与西装革履却不读书的“成功者”为伍，并且平均每3年就休息一年，以弥补自己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留下的空白。为了慢慢提炼我的思想，我需要成为一个闲人、一个职业冥想者，我需要懒洋洋地坐在咖啡馆、远离办公桌和各种组织，我需要睡到自然醒、贪婪地阅读，而不必对任何人解释什么。我需要逐步在我的黑天鹅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将近13个世纪奇迹般的共存后，一只横空出世的黑天鹅把黎凡特这个地方从天堂变成了地狱。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巴勒斯坦难民也加入穆斯林一方参战。战争异常惨烈，因为战斗就发生在市中心的居民区。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超过了15年。在这里我不打算就这场战争进行太细致的描述。炮火和强大武器的发明使得形势发展成了一系列一发不可收拾的针锋相对的战斗，这要是在冷兵器时代，结果充其量只是形势变得有些紧张而已。

由于较早决定把数量金融学作为谋生的手段，我同时成了数理专家和交易员。数理专家是一类把随机数学模型应用于金融（或者社会经济学）数据和复杂金融工具的产业科学家。不过，我是完全相反意义上的数理专家：我研究这些模型的缺陷和局限性，寻找使它们失效的柏拉图边界。我还进行投机交易，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在数理专家当中是很少见的，因为他们被禁止“冒风险”，他们的角色只局限于分析，而不是决策。我确信我完全无法预测市场价格，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无法预测，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部分交易员都是在“轧路机前捡硬币”，他们将自己暴露在极少发生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面前，却睡得像婴儿一样，浑然不知。假如你认为自己厌恶风险、了解风险并且高度无知的话，我的工作将是你能做的唯一工作。

“天堂”蒸发

同时，“数理专家”（应用数学、工程学和统计学学者的综合体）所拥有的技术本领，加上对实务的深入参与，对于一个想成为哲学家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a id="note5" href="#note5n">[5]</a>}首先，当你把20年的时间用于大规模的数据实证研究，并基于这些研究从事风险活动时，你会很容易发现现实世界的构成因素，而被洗脑的柏拉图化的“思想家”是看不见它们的。其次，它使我思考时变得有条理和系统化，从而远离了毫无价值的奇闻逸事。最后，历史的哲学和认识论（认知的哲学）似乎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是分不开的，时间序列数据是时间上的连续数据，是一种由数字而不是文字组成的历史文件。而数字是很容易在计算机中处理的，它使你清楚地感觉到历史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的，而且比历史记录混乱得多。认识论、历史哲学和统计学旨在理解真相，研究真相产生的机制，以及区分历史中的常规和巧合。它们都探讨“人们知道什么”的问题，但它们都只能在不同的领域找到答案。

我被捕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这倒使我获得了一点好处：它使我不再需要用十几岁少年通常有的外在叛逆来表现自己。我发现，如果你不再一味说大话，表现得像个好孩子并且保持“理智”，那么情况便会好得多。你可以一会儿表现得很有同情心，一会儿表现得懒散，一会儿又表现得毕恭毕敬。你可以出人意料地控告某人，或者以暴力对付敌人，以显示你能付诸行动。

我看着天空的星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我在公园大道遇见了一位同事，正当我要与他谈话时，一名焦虑的妇女不顾一切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嗨，你们两个知道发生什么了吗？”路边的人们看上去茫然无措。之前，我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交易室里看到有一些人在哭。一整天我都处在事件的震撼中，震惊的人们像探照灯下的兔子一样乱跑。回家后，我的表兄亚历克西斯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的邻居自杀了——从高层公寓跳了下去。对此，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突然想到金融创伤可以比战争更打击人的意志。（我们可以想象，金融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羞辱足以导致自杀，而战争似乎并没有如此直接。）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星星。我在高中时学到，行星处于某种叫作“均衡”的状态中，因此我们不需要担心被星星意外击中。对我来说，这与我们同样学到的关于黎巴嫩的“独特的历史稳定性”的故事有着怪异的相似之处。这种假设的均衡让我很不安。

我害怕得不偿失的胜利：我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确，我害怕目睹整个系统在我脚下崩溃。我并不真的想如此正确。我将永远记住已故的吉米·P（Jimmy P.）：他在看到自己的净资产灰飞烟灭时不断半开玩笑地乞求屏幕上的价格不要再变动了。

下一次遇到停电的时候，你就仰望星空吧。你会认不出它。战争期间贝鲁特经常停电。在人们自己买发电机之前，夜空的一侧是明朗的，因为没有光污染。那是远离战争的城市那一侧。失去了电视的人们争相观望夜间战斗发出的火光。他们似乎宁愿冒被炮弹击中的危险，也不愿度过一个无聊平淡的夜晚。

代表独立的粗话

我的祖父对我的政治思想并不感到恼怒（因为这些想法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生气的是我因此而有了穿着邋遢的借口。在他看来，家门出此不雅之徒，实难忍受。

1987年10月19日那天晚上，我一觉睡了12个小时。

显示出把自己的观点付诸行动的能力，并且绝不会因为“冒犯”或打扰其他人而做出丝毫妥协，做到这一点有几个明显的好处。当时我处于愤怒的状态，根本不管父母（和祖父）如何看待我。这使他们非常害怕我，因此我不能后退，甚至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假如我隐瞒了参与暴乱的事实（像许多朋友做的那样）却被发现，而不是公开蔑视一切，那我一定会被别人当作一个败类。仅仅在装扮上标新立异是一回事（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称之为“廉价的标签”），而证明有意志把信念付诸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我很难把这种确信的感觉告诉我的朋友，他们都由于市场崩盘而处于悲痛之中。当时的奖金与如今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我的雇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及金融系统能够坚持到年底，那么我会得到一份适当的奖金。对此，有时候人们会说一声“该死的钱”。这话虽然粗俗，但能让你表现得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一个摆脱了奴役的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缓冲：你的财产不足以让你成为巨富，但足以让你自由选择一个新的职业，而不必过分担忧经济报酬，同时你也不必委曲求全。你不再对某个雇主或者就业本身产生任何理智和情感上的依赖，不再受某个人对你武断而不公平的评价的摆布。（独立对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含义：许多高收入的人变得更加谄媚，他们越来越依赖他们的客户和雇主，也更加痴迷于赚更多的钱，对此我惊诧不已。）虽然按照某些标准来说这算不上什么豪言壮语，但它实际上帮我摆脱了经济上的所有欲望。每当我把时间不是花在研究上，而是浪费在追求物质财富上时，我都会感到羞愧。请注意，在那些日子，“该死的”是挂掉电话之前的结束语。

但在当时，我意识到自己对钱根本不关心。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为奇特的感受，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告诉我“我是正确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致我浑身都颤抖了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震撼内心的感觉。我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也永远不可能向那些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描述清楚。它是一种身心的震撼，好像是快乐、骄傲和恐惧的混合体。

星夜

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为什么？

除了物质上的毁坏（这实际上很容易修复，只需要几个有野心的承包商、受贿的政客和天真的债券持有人）之外，这场战争还打碎了3000年来使黎凡特持续作为知识进步中心的精致外壳。基督徒和犹太人自奥斯曼时代以来不断离开这一地区，他们迁到西方，改姓西方的姓，并融入当地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这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少，随着战争的持续，大批人逃往大的中心城市。突然，这里变为了一片真空。人才流失很难扭转，昔日的优雅或许将一去不复返。

进入沃顿商学院后的一两年，我逐渐具备了一种精确但奇怪的能力：猜测罕见且出乎意料的事件，也就是处于柏拉图边界中被柏拉图化的“专家”认为“不可思议”的事件。回忆一下，在柏拉图边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再成立，但我们不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