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我欺骗的人类（第4 / 4页）

我父母都来自希腊–叙利亚社区，这是北叙利亚最后一个拜占庭人定居点，现在的黎巴嫩也属于这儿。请注意，拜占庭人用当地语言称自己为“罗马人”。我的祖先源于黎巴嫩山山脚橄榄树生长的地方，在15世纪著名的艾姆云战役中，他们把马龙派基督徒（当时说阿拉姆语）赶进了山区，艾姆云正是我的祖先居住的村落。自从阿拉伯人入侵1000多年来，他们与穆斯林一起生活在商业化的和平中，只是偶尔受到来自山区的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的侵扰。通过阿拉伯统治者与拜占庭皇帝之间的某种诡秘协议，艾姆云向两方纳税并从两方得到保护，因此我的祖先生活在1000多年的和平中，几乎免于流血。他们最后一个真正的麻烦是后来的十字军，而不是阿拉伯人。似乎只对战争（和诗歌）感兴趣的阿拉伯人，以及后来似乎只对战争（和享乐）感兴趣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逼得我的祖先只能从事无趣的商业和不那么危险的学术（比如翻译阿拉姆语和希腊语的文字）。

<a id="note2n" href="#note2">[2]</a> 贝诺特·曼德尔布罗特（Benoît Mandelbrot）在与我当时相同的年纪时有相似的经历，只是比我早近40年，他记得他在战时的经历充满了长时间痛苦的无事可做及穿插其中的短暂的极度恐惧。

1000多年来，地中海东部沿岸一个叫作黎巴嫩山的地方，孕育了十几种不同的宗教派别、种族和信仰。比起处于近东地区内陆的其他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为“黎凡特”）与地中海东部主要城市更加相似（因为这里的船运交通比内陆山区更方便）。黎凡特的城市天生具有商业气息，人们根据明确的规则相互交易，保持着一种有益于商业的和谐，并且相互之间有非常频繁的交往。

<a id="note3n" href="#note3">[3]</a> 我们会在第十章看到一些证明这些结群反应的巧妙的量化测试，它们显示出，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之间的差异比平均观点和真理之间的差异小得多。

解剖黑天鹅

关于付诸行动

豪华轿车哲学家

十几岁的时候，我巴不得搬到某个没那么多“007”也没那么乏味的大城市去。但在知识氛围方面，我记得那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进入了获得法国业士证书（高中学历）比例最高的法语中学之一。那里讲的法语有一种纯粹感：就像在革命前的俄国，基督徒和犹太黎凡特贵族阶级（从伊斯坦布尔到亚历山大）把法语当作身份的象征来说和写一样。最有特权的人被送往法国上学，就像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样；与我同名的祖父在1912年前往法国，我的外祖父则是在1929年去的法国。与这一语言上的阶级差别一样，2000年前，势利的黎凡特贵族说和写希腊语，而不是本国的阿拉姆语。（《新约全书》是用我们的首都安提俄克糟糕的贵族希腊语写的，这使尼采不得不说“上帝说的是糟糕的希腊语”。）当希腊语变得太普遍的时候，他们开始说当时更为文学化的《古兰经》中的阿拉伯语。所以，这里除了被称为“天堂”之外，据说还是所谓的“东方”和“西方”文化奇迹般交汇的地方。

黎巴嫩战争和1987年的经济崩盘似乎是相同的现象。我明显感到几乎所有人在承认这些事件的影响上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盲点：好像他们看不到这些庞然大物，或者迅速忘记了它们。答案就在我面前：这是一种盲目。问题不在于事件的本质，而在于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

但我年纪太轻，体会不到在黎巴嫩的乐趣，因为我成了反叛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很早就养成了对修道的偏好。我不喜欢炫耀财富，因而抵触黎凡特文化中对奢侈的过度追求以及对与金钱相关的事物的迷恋。

<a id="note4n" href="#note4">[4]</a> 1磅≈0.45千克。——编者注

这不是自传，所以我会跳过战争场面。实际上，即使这是自传，我还是会跳过战争部分。我无法与动作电影或成就更大的冒险家的回忆录竞争，因此我选择深入探讨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专业研究。

<a id="note5n" href="#note5">[5]</a> 我从事的领域是叫作“衍生金融商品”的复杂金融行当，从事该专业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知识，而使用错误的数学方法在其中导致的错误也是最大的。这是一门新学科，使我产生足够的兴趣去攻读博士学位。注意，我无法仅仅通过赌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来建立我的职业生涯，因为没有那么多可实施交易的机会。相反，我可以通过保护我的投资组合不受大的损失来避免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于是，为了消除对随机性的依赖，我专注于复杂金融工具的技术缺陷，以及在不受稀有事件影响的情况下利用这些机会，并且抢在我的竞争者完善技术从而使这些机会消失之前。后来，我发现了更为容易（也更不受随机性控制）地保护大投资组合不受黑天鹅现象影响的类似保险的业务。

历史和社会不是缓慢爬行的，而是在一步步地跳跃。它们从一个断层跃上另一个断层，其间极少有波折。而我们（以及历史学家）喜欢相信那些我们能够预测的小的逐步演变。我们只是一台擅长回头看的机器。

我用下面这个故事结束这段自传性的插叙。我没有确定的专业（除了我白天的工作以外），也不想有。当鸡尾酒会上的人们问我靠什么谋生时，我总忍不住想回答：“我是一名怀疑经验主义者及闲人，主要事业是对某个思想进行非常深入的思考。”但为了省事，我干脆说我是豪华轿车司机。

天堂的主要特征摆在那儿：据说出租车司机很友好。事实上，回头看起来，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比在实际中更像天堂。

在一次飞越大西洋的航班上，我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升至头等舱一位衣着华贵、精力充沛的女士旁边，她一身珠光宝气，不停地吃着坚果（可能这是低卡路里的食物），坚持只喝依云矿泉水，一路上都在读《华尔街日报》欧洲版。她一直试图用蹩脚的法语与我交谈，因为她看见我在读一本社会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书（法语的），有趣的是，这本书讲的正是社会歧视的标志。我告诉她（用英语）我是豪华轿车司机，并骄傲地坚称我只开“非常高档的”轿车。于是整个飞行途中是冰一般的沉默，虽然我能感到敌意，但起码我能安静地阅读。

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我的祖先们突然发现自己被纳入的那个叫黎巴嫩的国家是一个平静的天堂，它成了一个基督徒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人们突然被洗脑了，开始信仰单一民族国家。^{<a id="note1" href="#note1n">[1]</a>}这些基督徒使自己相信，他们处在被笼统称为西方文明的世界中心，还同时拥有一扇朝东的窗户。没有人预见到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间出生率的差异，人们以为勉强占多数的基督徒会继续占多数，这是静态思维的典型例子。黎凡特人被赋予了罗马公民身份，基督徒仍然认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护照，它让圣保罗（一个叙利亚人）自由地穿越了那个古代世界。人们认为自己同一切他们认为值得联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个地方对世界极度开放，有精致的生活方式、繁荣的经济、像加利福尼亚一样适宜的天气，还有耸立在地中海上方的被白雪覆盖的山峰。它吸引了大量间谍（苏联和西方的都有）、妓女（金发碧眼）、作家、诗人、毒品贩子、冒险家、赌徒、网球运动员、滑雪者以及商人，各种各样的人齐聚于此。他们许多人的行为让我想起古老的“007”电影中的一些旧时光：花花公子们抽烟、喝酒，与好裁缝搞好关系，而不是去健身房。

<a id="note1n" href="#note1">[1]</a> 令人惊叹的是，你能用一面旗子、几句演讲和一支国歌快速有效地建立一个国家；直到今天，我一直躲避“黎巴嫩人”的标签，更喜欢“黎凡特人”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