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预测之耻（第6 / 7页）

让我们讨论一下我所说的认知自大，即我们面对知识局限性的自大。确实，我们的知识在增长，但它受到自信增长的威胁，我们的知识在增长，我们的疑惑、无知和自负同时也在增长。

现在来看实际结果。与生活中的许多事一样，结果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突然的，也是意外的，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据说，注意到这一点的研究者艾伯特（Albert）和雷法（Raiffa）本来在寻找别的更为乏味的结果：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在决策中如何估计可能性（学者称之为“校准”）。结果使这两位研究者感到迷惑：预料中2%的错误比例在实际上接近45%！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一批受试者包括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一群并不以谦虚或内省著称的人。后来两位研究者对更谦虚的人群做了研究。看门人和出租车司机都非常谦卑而政客和公司管理者，啊……我后面再谈他们。

当我质疑预测者的工作时，通常会得到两种反应。一种：应该怎么办？你有更好的预测方法吗？另一种：假如你那么聪明，让我看看你的预测。实际上，人们通常会以傲慢的姿态提出第二个问题，旨在显示实践者和“行动者”相对于哲学家的优越性，他们通常不知道我从事证券交易。如果说每天从事这种不确定性实践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你不需要听官僚主义者的任何废话。

你可以数数多少人的估计是错误的，从而了解人的本性。每100人当中应该不超过两人估计错误。请注意，受试者（你的受骗者）可以任意设定估计范围：不是你在评价他们的知识，是他们对自己的知识做出评价。

我的一名客户问我有什么预测。当我告诉他我没有预测时，他感到恼怒，并决定终止我的服务。人们有一种缺乏反省的习惯，他们倾向于在问卷表上填写他们的“展望”。我从来不做展望，也从来不做专业预测，但至少我知道我无法预测，并且一少部分人（我所关心的人）把这当作一种优点。

“我98%地确信俄国女皇凯瑟琳的情人数量在34到63之间。”

确实，明白这个测试意图的人能够给出安全的估计，即把范围设为零到无穷大，但这就不是“校准”了，这个人的估计什么信息都不包含，因此也不能给决策者提供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更诚实地说：“我不想玩这个游戏，我一点概念也没有。”

第二种谬误在于没有考虑随着预测期限的加长，预测效力会降低。我们没有认识到近期未来和远期未来之间的差别。但只通过简单的反省测试就能看出，预测效力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这一点甚至不需要借助科学论文来论证，而且关于这个课题的论文是非常少的。想一想人们在1905年对未来20年的预测，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技术方面。1925年与预测中的有多接近？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或者看一看1975年人们对新千年的预测。有许多预测者想象之外的事件和技术出现了，而人们预计发生的更多的事则没有发生。我们的预测错误向来巨大，所以我们大概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突然会变得比我们的祖先更能准确地预测未来。官僚主义者的预测更多是为了释放压力，而不是做决策。

我请听众猜一猜作家翁贝托·埃克的图书馆里有多少书。60名听众中，没有一个人的猜测范围宽到包括这个实际数字（2%的错误率变成了100%）。这次实验或许有些失常，但相关数量越超出常规，错误率越高。有趣的是，这群听众的估计分为高低两极：低的估计2000~4000册，高的估计30万~60万册。正确答案是3万册。

第三种谬误或许是最严重的，它在于对被预测变量随机性的错误认识。由于黑天鹅现象，这些变量可能会引发比所预测的乐观得多或悲观得多的结果。回忆一下我和丹·戈尔茨坦所做的关于直觉的领域特殊性的测试，我们在平均斯坦一般不会犯错误，但在极端斯坦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稀有事件的影响。

我也测试了自己，毫无疑问，我也失败了，即使我有意识地谨慎设定了很宽的估计范围，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低估恰好是我所从事职业的核心问题。这种偏差似乎存在于所有文化中，包括那些崇尚谦虚的文化，吉隆坡与黎巴嫩艾姆云的测试结果恐怕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一天下午，我在伦敦做了一次演讲。在去往演讲地点的路上，我一直在脑子里打底稿，因为出租车司机“寻找拥堵”的能力超出了平均水平。我决定在演讲时做一个快速实验。

有些人提供不负责任的预测。当被问到为什么要预测时，他们回答：“嗯，人们付钱让我们这样做。”

“我98%地确信拉贾斯坦的人口在1500万到2300万之间。”

我对这种人的建议是：换一份工作。

有一间挤满人的屋子。随机选择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可以代表任何东西：乌克兰西部精神错乱的股票经纪商的比例，英文单词含有字母r的几个月份中本书的销量，商业类图书编辑（或作者）的平均智商，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的情人数量等等。让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独立地为这个数字估计一个可能的范围，并且他们要相信自己的估计有98%的可能性是正确的，2%的可能性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不论他们估计的对象是什么，他们估错的可能性大约为2%。例如：

这个建议并不难，如果你不是奴隶，我想你对职业选择多少是有些控制力的。否则这就会成为一个道德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道德问题。对于那些仅仅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而进行预测，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预测根本无效的人，我难以称其为有道德的人。

这意味着什么？即使你认同某项预测，也必须考虑现实中事态严重偏离这一预测的可能性。这种偏离或许会受到不依赖稳定收入过活的投机者的欢迎，然而，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退休者禁不起这种意外。我要运用河水深度的观点，进一步说明在制定政策时估计范围的下限（最糟情况）才是重要的，最糟情况比预测本身重要得多。当人们不能接受糟糕的情况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但现代的措辞习惯使得人们难以做到，甚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一实验被重复了数十次，它测试过不同地区、职业和文化背景的人，几乎所有的经验心理学家和决策理论家都在自己的课堂上做过这一实验，以向他们的学生展示人类的这个大问题：我们的智慧还不够，我们的知识不值得信赖。预期中2%的错误率通常实际上达到15%~30%（不同的人群和主题会使预测错误率有所不同）。

人们常说智者能够预测未来，或许真正的智者是那些知道自己不能预测未来的人。

我们对自己的知识是不是自信过头了22倍？看来是的。

换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