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强大与脆弱――更深层次的哲学经验的反思(第3 / 16页)
我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的理想国——一个没有专家错误、预测错误、骄傲浮躁的社会,一个能够抵制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政策研究者和流行病学家的社会。我们无法使经济学家更加科学,无法使人类更具备理性(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也无法使时尚消失。只要我们能将有害的错误分解出来,那么解决方法便很简单,这点我们会在第四象限中看到。
因此,我现在正左右为难。一方面,我希望能够在欧洲的小饭馆里陷入沉思,或是找一位能够在漫步时交谈的朋友在美丽的城市景色中谈心;另一方面,我感觉自己应当多与无趣的人交谈,将自己沉浸在无美感的媒体世界的不和谐中,去华盛顿的大街上亲眼看一看那些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家伙,尽量做到坦然以对,通过克制自己的不满来捍卫自己的观点,从而使自己能够实施激进主义行动,以更进一步造福于我们的社会。事实证明,这对我的学术生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我自有办法。办法之一是避免听取记者的问题,在回答时遵循自己最近的思路。结果,令人振奋的是,无论是记者还是公众,都没有注意到问题与答案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有一次,我被选入一个由100人组成的团体,并前往华盛顿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我们的目的是试图找到能够解决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方法。这些人中不乏各界知名人士。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之后,澳大利亚总理进行发言,我却由于难以继续承受而走出了会议室。看到这些人的面目,我便会感到悲痛不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中没有人能够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使我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拯救方法,那就是按照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去设计,让世界对黑天鹅事件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否则这个世界一定会“爆炸”。
对于哲学家来说,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先后与分析哲学家保罗·博格西昂吃过两次午餐,第一次是在《黑天鹅》第一版完成之际,第二次是在本篇完成时。在第一次午餐谈话时,博格西昂说,从哲学角度讲,将一个人信仰的理性程度与世界上的事件属性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对我来讲,这意味着,对于各种形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使用同样的数学语言(比如符号p)以及同样的等式。对于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是一个好的冗余,我足足迷茫了3年时间。后来,我又一次与他共进午餐,这次的餐馆档次更高了,气氛也更热烈了。
他向我提到了一个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说法:没有区别的差异。后来我便意识到,有些区别是哲学家用以获取哲学上的意义的,但这些区别通常并没有实际意义。然而,你如果深究下去,会发现这些区别还是必需的,因为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会产生实际意义。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对立面:没有差异的区别。这的确会给人造成严重的误导。人们使用的“衡量”这个词,既可以用于测量桌子的长度,也可以用于评估风险的大小。然而,第二种情况下指的是一种类似于预测的行为。“衡量”一词带有一种知识的错觉,这种错觉会给人造成极大的误解:我们会发现,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和事情,我们在心理上会感觉十分脆弱。因此,如果我们在测量桌子长度时使用“测量”一词,而在衡量风险时使用“评估”一词,那么我们便不会在黑天鹅事件中遇到更多的失败案例。
在历史上,词语混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在某段历史时期,拉丁词语felix(源自felicitas)同时被用于指某人很幸运以及很幸福。(在古文中,幸福和幸运被融合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女神Felicitas既代表着幸福,又代表着幸运。)英语中的luck(幸运)一词来自德语中的glück(幸福)。古代的人认为对幸福与幸运做出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幸运的人看上去都很幸福(他们没有认识到,很多幸福的人并没有多么幸运)。然而在现代文体中,我们需要将幸运从幸福中区分出来,从而能够在做出决定时进行心理分析。(诚然,仅凭人们在随机环境中做的决定便将幸运与幸福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人们会由于过分害怕自己遭遇不幸而花大价钱购买保险,这反而会使我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相信逆境更可能出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精确性的缺失使得古人的语言令我们感到迷惑不已。然而,对于古人来讲,区别是一种冗余。
对错误有充足抵抗力的社会
大自然为人类创造嘴的初衷是吃饭,也可能是为了呼吸和其他有关于舌头的辅助功能。然而,随后出现的关于嘴的功能看上去却与大自然的初衷毫不相干。有人将嘴和舌头用于接吻,费耶阿本德则可能开发了更多功能。
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我深深地觉得,在认知局限的情况下(关于将来的不透明性),如果没有这些冗余形式的存在,人们便难以取得进步,甚至难以生存。在今天,你不会懂得明天需要什么。这与我们从阅读亚里士多德作品中得到的目的论观点有着严重的冲突,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奠定了中世纪阿拉伯–西方思想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种东西一出现,便具备由其设计者所赋予的明确目的性,眼睛是用来看的,鼻子是用来闻的。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观点,能够验证柏拉图主义思维模式。然而,不用额外支出便拥有第二种功能的任何事物,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拥有众多辅助功能的东西会从环境任意性和认知不透明性中受益匪浅。
以阿司匹林为例。40年前,阿司匹林主要用于退热。后来,人们又将其用于止痛和消炎。现在,阿司匹林主要被用于疏通血管、防止心脏疾病的发作。几乎所有药物都像阿司匹林这样,其主要被利用的是其次级功能。
我的办公室有些与众不同(我将功能与美学区分开来)。办公桌上,笔记本电脑打开着放在一本书上,我通常喜欢让屏幕与键盘之间存在一定的倾斜角度。这本书是安德烈亚斯·萨乐美(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朋友)的一部法语自传。我可以毫不掩饰地承认,我从未读过这本书,我之所以将其摆在办公桌上,是因为它的确够厚。我觉得,认为书只是用来读并可以由电子版来取代的观点是愚蠢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书给我们带来的功能性冗余,仅靠电子文档难以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也难以给自己打气。目标似乎拥有一种看不见但意义重大的辅助功能,这种辅助功能我们难以觉察到,但它们却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有时候,如同书籍的装帧那样,辅助功能成了主流。
因此,当你面对诸多功能冗余时,随机性便会有助于平衡性,但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便是你从随机性中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你因此而受到的损害。对于许多工程设计来讲存在同样的情况,那便是一种手段往往来自其他手段。
下面我简要讨论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发生于《黑天鹅》出版之后,它绝对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而只是许多体系建立在对于黑天鹅事件的无知之上,而且拒绝承认黑天鹅事件而形成的脆弱性导致的结果。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一名不合格的飞行员迟早会导致飞机失事)。
为什么是简要讨论呢?首先,本书并非经济学类书籍,而只是描述知识不完整性以及高冲击力不确定性的效果——看上去,经济学家是地球上对于黑天鹅事件最熟视无睹的人。其次,我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前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之后。然而,普通人群对于前瞻与回顾却分不清楚。那些没有预先发现经济危机来临的记者、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们则在大肆分析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还有一个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来讲并没有很大的学术吸引力,因为这一金融危机中发生的事情之前都发生过,只不过规模小一些而已(比如,1982年的银行业危机)。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金融上的机遇而已,这点我还会在后文中提到。的确,我重新读过自己的书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需要增加的内容,因为历史上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一切。是的,一切。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我们不会从中学到任何东西,并且这样的错误在将来还会重犯。在本篇中,我们会看到关于这点的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发布预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之前的预告没有起到作用,那些依赖于他们的可怜人将再一次陷入困境);经济教授们仍然使用高斯曲线;目前就职于政府部门的人都在将模型错误引到工业中,从而使我们较之过去任何时候更依赖于模型。<sup><a id="note3" href="#note3n">[3]</a></sup>
然而,这场危机却说明了我们迫切需要稳定强健的体系。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讨论。
在过去2500年的历史中,只有傻瓜和柏拉图学派的人们(或者是更为恶劣的中央银行支持者)相信过人们梦寐以求的乌托邦理想。在第十章中,我们看到,我们不应当通过货币政策、补贴等手段在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纠正错误和消除随机性,我们只需要使人类的错误与失误不再蔓延,就像大自然所做的那样。降低易变性和普通的随机性会提高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这会人为创造出一种静谧。
目前,我正潜心于对药学史的研究。药学发展深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古罗马医生盖伦的理性主义方法造成了很多病人丧命,尽管如此,医生们仍认为盖伦的这些方法能够治愈人们的疾病。一般人都认为,人们都喜欢明确的目的,而不愿意面对不确定性,即便这种不确定性能够带来某些益处。对于研究来讲,其本身以及其设计和资金筹措的方式看上去是有目的性的,其致力于获得精确的结果,而不是寻求最大程度的枝节。
对此,我还有一种叫法,叫作可选择性,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从随机性中获得免费的东西——不过我还没完成,这只是半成品。这种来自第二种类型随机性的进步便是我称为“修补”或“随性修补”的东西,这也是我下一本书要讨论的课题。
没有区别的差异,没有差异的区别
没有区别和差异是复制的另外一种好处。在本书中,我着力于研究各种形式的不确定性、运气、随机性,以及适用简单可预见性标准的偶发事件之间缺少的实际区别。可能性达到让人相信的程度,是人们下赌注的前提,或者是一种与真正的随机性有关的更为客观的东西(后面称为“本体”)。在著名的决策管理大师歌德·吉仁泽看来,伦敦“明天有50%的概率下雨”可能是指明天有半天时间降雨,而在德国,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专家认为明天会下雨,在布鲁克林的博彩市场,这又意味着有人会因为明天下雨而投入50美分赢得1美元。
对于科学家来讲,对可能性采取的措施是相同的。我们使用同一方程式来描绘一种可能性分布,不管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信任程度还是由宙斯(人们所认为的主宰者)发明的某种东西。对我们来讲,对可能论者(在科学环境下依靠可能性工作的人)来讲,一个事件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定义,都只是居于0至1之间的某个数值。给予它更多的名目和符号只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并妨碍分析结果从一个区间转移到另一个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