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透过棱镜监视全世界——“棱镜计划”（第3 / 5页）
互联网的全球化让用户的个人信息在几秒钟之内便可传遍全球，带有非正义目的的人可通过截获信息获得利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从武器上的较量变成互联网上的竞争。在不分国界的信息共享中，已经不仅仅是提供内容，而是变成了一种武器，拥有最大网络信息资源的美国，在网络战争中获胜的概率更大。当然，“棱镜”的奥妙不止于此，美国政府在反恐的正当名义下，实际上是在第五维空间——互联网世界排兵布阵，占领战略制高点。
于是，在其他科技公司忙着撇清干系时，“棱镜计划”成为Twitter的免费宣传广告，Twitter的保密政策在用户中得到了高度评价，毕竟，对于一家年轻的公司来说，要顶住政府的强大压力并不容易。在评论“棱镜门”的文章中，多数媒体对Twitter的表现表示赞赏，在美国法律公益机构电子前哨基金会（EFF）的隐私保护评估中，Twitter也得到了最高评分。
实际上，网络之战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技术的革新必然导致国家战略的更新，一直以来，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资本是美元和美军，随着美元的疲软、美军被迫削减开支，美国政府势必要在新的领域抢占领先地位。鉴于技术上的优势，互联网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新选择。在数字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单单像以前那般，用机械作战来衡量，网络战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兵不血刃的作战方式。
为了保障用户的利益，谷歌、微软、Facebook等公司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做《透明度报告》，用以告知用户公司向政府提供的数据次数。在谷歌网站的公开声明中，谷歌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德拉蒙德说，他们服从政府要求的次数远远少于实际收到的请求次数。从谷歌的报告中可以看出，2012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向谷歌提出8438次数据要求，涉及账户14791个，88%的要求被执行了；Facebook则收到9000~10000次政府信息索求，涉及1.8万~1.9万用户；微软收到6000~7000次政府信息索求，涉及3.2万个用户；雅虎则收到了1.2 万~1.3万次的信息索求。
冷战时期，美国的情报部门就曾经与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公司合作，偷偷翻阅民众的电报，如今，技术的革新让情报部门换了新的“马甲”，开始在网络世界兴风作浪。为了让美国民众放心，政治家们一再强调，棱镜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国会和法院的监督，奥巴马的解释是“棱镜计划不针对美国公民，而是针对身在美国的外国人”，也就是说，为了美国的安全，监听本国国民是侵犯人权，监听别国公民则是理所应当的。其中的霸道逻辑正是棱镜计划的可怕之处。
谷歌方面的说法是，他们不曾允许NSA直接访问网络路由器，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没有必要直接访问谷歌每天日常通信的海量个人信息。当NSA想要某个人的信息时，他们会直接向谷歌等公司发出指令，然后，谷歌根据要求通过网络向美国政府发送电子文档，或者是将文件打印出来，直接邮递给政府。
在美国的监听计划中，“棱镜计划”只是冰山一角。在政客们不断指责其他国家发动黑客攻击美国网络时，美国正在暗暗地开启一个又一个监听计划，不断加强网络作战的力量。早在美军网络司令部成立之前，美军就开始组建负责网络作战的机构，2002年，军方组建了“网络作战联合职能司令部”（JFCC-NW），随后又组建了“全球网络作战联合特遣部队”(JTF-GNO)。2010年，这两个部门联合在一起，组成了现在的美军网络司令部。
关于棱镜计划的争论，始终围绕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二是对世界网络格局的影响。长久以来，在构建信息网络的过程中，政府能否以公权力干预个人隐私这一问题一直处在双方的拉锯战中。美国是计算机技术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言论自由、隐私最大、追求人生幸福的倡导者——在《独立宣言》中，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就曾宣告：“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以反恐之名，应用计算机技术开展起来的监听计划，是否已经违背了美国的宪法和美国梦的核心价值呢？
面对两大互联网巨头的要求，美国政府以数据公开会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由，拒绝公开相关信息。至此，谷歌、微软和美国司法部的谈判失败，两大公司为了减少公众的指责，捍卫他们在消费者心中的声誉，决定起诉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求政府授权公司将索取用户数据的细节公之于众。
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大洋国的“真理大楼”里贴着三条醒目的标语，分别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今天看来，这三句话就像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印证在新世纪的网络暗战中。在和平的表象下，互联网战争此起彼伏，透过远程访问，进行着国家之间的数据窃取和交换；以自由之名，窥探着公民的隐私，政治家们还用一副“这都是为了国家安全”的诚恳姿态进行苍白的辩解，而那些无知、无质疑、无要求的国民，便是政治家需要的国家意志。
此前，支付处理服务商SWIFT就曾因将交易细节提供给美国政府被起诉，最终，SWIFT将所有欧洲用户的数据转移到了瑞士的服务器，美国和欧盟也签订了一个利用支付数据打击犯罪的协议。如果EVF胜诉，微软、谷歌等公司很可能需要像SWIFT一样，将服务器转移到某个国家，还可能面临巨额的赔款。
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曾有“网络无国界”这一宣传语，通过网络的连接，七大洲和四大洋好像变成了“地球村”；通过互联网，好望角的居民可以和北京青年成为朋友，阿联酋的富翁可以和巴西的美女谈恋爱。互联网的出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贸易和文化交流，让身处异地、异国的人都能聚集在同一网络社区中，分享彼此的生活体验和成长历程。
当然，这些信息海量而庞杂，并不全是NSA想要的，因此，就需要将一些特殊信息过滤出来。谷歌、苹果、微软等公司在声明中说，NSA并没有直接访问他们的数据，那么，他们就是通过思科的设备获得的。如果接收到的信息是加密的，NSA又认为这些信息很重要，就会联系美国的外国情报监控法庭，依据《外国情报监控法》向企业提出秘密要求，以获得指定的账号数据信息。
司令部的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的乔治—米德基地，由国防部国防信息系统局统一管理。司令部拥有数千名信息专家，包括工程师、物理学家、分析家、数学家、语言学家、计算机专家和数据流专家等，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计划、组织和实施网络作战行动。2010年，在美军军费开始被强行削减的情况下，网络司令部仍然将人员扩大到1000人，年度预算1.2亿美元。2013年，网络司令部拥有雇员近5000人，年度预算达到34亿美元。
话说回来，虽然斯诺登爆料九家网络公司都参与了“棱镜计划”，但是“棱镜计划”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有人猜测，很可能是NSA在互联网的骨干网络路由器上，也就是思科提供的设备上监听来往的流量，其中包括邮件、聊天记录、文件传输、社交网络资料等所有明文传输的东西，用户在搜索引擎中键入的关键字也会被监控。
美军网络司令部的成立，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民众首先担忧的便是个人隐私问题。随着社会生活逐渐信息化，人们通过网络购物、存款、付账、纳税，政治生活、经济运作、商业活动、文化娱乐，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网络。在人们频繁开启网页、通过社交网络与人沟通、在网络上进行交易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在网络上留下信息痕迹，这些都可能成为政府监听计划中的目标。
凡事有利就有弊，如果美国政府不打算终止“棱镜计划”，Twitter的良好记录可能在营收和上市的压力下逐渐下滑。如果Twitter想要公开募股，必然要收集更多的数据，为广告商提供更精准、匹配度更高的广告。数据收集的越多，自然就越容易吸引政府的注意，到时候，Twitter能否守住承诺，按照法律保护用户的隐私，就不可知了。
长久以来，EVF就在监督Facebook在欧洲的运营，也曾因为隐私问题将Facebook告上法庭，这一次，EVF将矛头指向Facebook、Skype、微软、苹果和雅虎这五家公司在欧洲的子公司。尽管这些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但是身在欧洲的子公司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按照欧盟的法律，将大量个人数据发给外国情报机构是违法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认为网络是一个不受世俗法律控制的空间，进入21世纪，人们才发现，网络并不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而是无法逃脱政治左右的社会延伸——网络中的黑客文化原本是互联网创造力的一部分，但是，国家之间的黑客之战总是带着鲜明的政治标签。
在谷歌、微软等公司等待美国政府回复的过程中，欧洲学生隐私保护机构（EVF）根据欧盟《数据保护法》的规定，将被棱镜计划牵扯的Facebook、Skype、微软、苹果和雅虎等公司告上了法庭。
自克林顿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在倡导言论自由、网络自由，到奥巴马当选总统，更是将互联网自由作为他的外交政策之一，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演讲中也多次以互联网自由为议题，指责其他国家对言论和互联网自由的限制。美国在全世界推销网络自由，还屡次以受害者的身份宣称，多次受到伊朗、俄罗斯、中国等国的网络入侵。事实证明，美国才是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黑客。斯诺登的泄密不仅证明美国政府的虚伪，也暴露了美式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的虚假成分。
棱镜门曝光后，微软、谷歌纷纷要求美国政府批准公开政府机构向公司索要的用户数据和其他信息，以减轻因为“棱镜计划”造成的公司损失。微软公司在声明中要求国家安全机构在索要用户数据和其他信息时更加透明，谷歌则敦促各国政府，用法律规范个人数据的收集，让全世界用户都能放心地使用互联网。随后，Facebook也加入了谷歌和微软的阵营，要求政府披露相关信息，告知用户政府并未肆无忌惮地利用他们的私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