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棱镜计划”的配角——联邦调查局（第1 / 3页）
FBI提出这样的怀疑，还没有掌握任何有关中国方面的证据。调查期间，FBI曾要求斯诺登的父亲朗尼·斯诺登前往莫斯科探望儿子，不过，这一要求被朗尼·斯诺登拒绝，因为他不清楚FBI提出这一要求的更多细节，他不想做出任何可能伤害儿子的事。
一些网络黑客利用合法的服务器进入政府部门的系统或者私人电脑，McAfee的防火墙恰好能够收集到这些黑客的信息，分析出网络攻击的来源。同时，McAfee非常了解全球的信息网络架构，对于FBI来说，这是不可错过的资源。通常情况下，FBI会和McAfee的CEO接触，随后，由CEO任命专门的人员与FBI合作，向其提供必要的数据。
2013年6月22日，联邦检察官向弗吉尼亚州东部区法院递交了文件，正式对斯诺登提出刑事指控。弗吉尼亚东部区法院，正是斯诺登的前雇主、博思艾伦公司总部所在地区。法律文件显示，斯诺登涉嫌三项罪名，除窃取并转移政府财产外，还涉及《反间谍法》中的两项罪名，分别是未经允许传播国家防务信息和有意传播机密情报。如果后两项罪名成立，斯诺登将被处以罚款，面临至多十年的监禁。NSA的一位官员则认为，如果斯诺登被引渡回美国，可能面临监禁、审判、拷打，甚至被处决。
斯诺登在俄罗斯可以时常出门走走，由于在着装和外貌上做了一些手脚，街上并没有人能认出他。这样一来，他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去他想去的地方，好好观察一下他生活的城市。与此同时，他还在学习俄语，据他的律师库切列纳所说，斯诺登的俄语水平进步很快，只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时间，他就掌握了窍门，就能开口说话了。
FBI将“国家安全信函”发给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信贷公司、金融机构和像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要求他们提供客户的资料、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所访问的网站等。2011年，FBI发出了16511封“国家安全信函”，其中涉及7201个个人。根据“国家安全信函”的法律效力，FBI可以获得有线或电子通信服务用户的姓名、地址、服务年限、本地和长途通话费用记录等信息，但是无法获取Gmail内容、搜索请求、YouTube视频或用户IP地址等。要想获得这些数据，FBI必须使用其他手段。
斯诺登一边适应在俄罗斯的生活，一边等待远方亲人的到来——他的父亲即将前往俄罗斯探望他，他的母亲和另一位长辈也可能一同前往。对于惶恐不安地折腾了三个多月，身心俱疲的他来说，亲人的探望将是莫大的安慰。不过，美国的情报人员也可能追踪他的家人，顺藤摸瓜地找到他的藏身之处，为此，他必须格外小心。
这些合作大多是打着“反恐”的旗号进行的，在恐怖主义时代，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反恐”更具有信服力了。2001年，《爱国者法案》通过之后，FBI将“国家安全信函”看成了和企业之间交流的工具。“国家安全信函”授予美国政府部门无须司法监督，就可获得有关美国人的财产和通信的详细信息，这给FBI这样的情报部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FBI将它当成了一种获得信息的手段，仅谷歌一家，就曾收到过上千封来自FBI的“国家安全信函”，为此，FBI因为滥用“国家安全信函”而受到指责。
自从斯诺登逃亡香港，美国政府就着手对他的泄密行为进行调查。2013年6月13日，FBI局长罗伯特·穆勒对外宣布，FBI正式开始调查斯诺登泄密一事，并强调，斯诺登的泄密行动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斯诺登曝光的文件完全符合美国法律，他将这些文件泄露出去，已经触犯了法律，需要承担大量泄露国家最高安全机密、妨害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责任。”
和NSA最大的不同是，FBI执行监控的手段非常多样，最高端的莫过于动用无人机执行监视任务。战场上的人员伤亡一直是困扰美国政府的难题，为了尽可能地降低战争的伤亡率，美国军方在海外战场经常使用无人机，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无人机创下了骄人的成绩，也深受人道主义者的诟病。在美国本土，无人机的使用概率则微乎其微，或者在保密度极高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近年来，美国司法部发现过两次政府部门使用无人机的情况，分别是毒品管制局和酒、烟、火器和炸药局。
实际上，搜集市民在图书馆的阅读记录，只是FBI监听美国公民的手段之一。但凡受到FBI怀疑的公民，他的身上、住所、办公室都可能被安上FBI的窃听器，此外，与他人之间的通话、上网记录、私人信件和电子邮件都会成为FBI调查的对象。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被FBI盯上，就意味着从此失去一切个人隐私。
当然，FBI也有使用无人机的记录。FBI在美国本土动用无人机执行监视任务，主要用来监视静止的物体，防范执法人员受到致命威胁。在处理亚拉巴马州一起人质劫持案时曾动用无人机，当时一名枪手从校车上劫走一名男孩，并将他囚禁在地下掩体中。
这样一来，许多无辜的守法市民可能遭到调查或讯问。比如，在美国生活的伊斯兰信徒，他们可能到图书馆借阅伊斯兰教的著作，阅读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如果因为这样遭到FBI的调查，他们不仅丧失了个人隐私，还被侵犯了人权。
FBI曾经动用无人机监视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地带。FBI局长穆勒一再强调，无人机只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被使用，而且，每次使用都获得了联邦航空局的批准。由于美国尚没有任何关于规范无人机使用的制度，因此，可能影响美国民众的隐私权。
2012年，反安全黑客小组（AntiSec）侵入了一位FBI职员的笔记本电脑，从中盗出1200万个Apple IOS设备信息码，其中包括设备的唯一识别码（UDID）、用户名、设备名称、设备类型、苹果推送的消息记录、邮政编码、手机号、地址等信息。然而，这只是那部电脑中海量数据的一部分。根据这些信息，FBI可以跟踪苹果用户的行踪。
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穆勒还不忘强调，政府的监控项目可挫败类似“9·11”的恐怖袭击。他举例说明：早在“9·11”袭击发生之前，情报机构曾经跟踪过实施袭击的主犯哈立德·阿米达，但是后来不了了之；情报机构也知道有人给基地组织打过电话，因为查不到通话双方的身份，就没有继续追查下去。如果那时存在监听项目的话，完全可以根据通话双方使用的电话号码，查出阿米达的行踪，进而挫败他们的袭击阴谋。穆勒说，恐怖分子的软肋就是通信。他们一直在寻找安全的、逃避美国情报人员监听的通信方式。因此，如果情报机构放弃了监听项目，则会让恐怖分子更加嚣张，使美国处在更加脆弱的安全境地。
FBI还会根据电子产品的不同模式，选择不同的监听方式，比如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FBI则选用植入后门的方式，对苹果用户实行远程监控。当世界上的年轻人对他们的“乔帮主”顶礼膜拜时，当每个人都想要拥有一款iPhone系列产品时，这些人一定不会想到，当你在苹果手机中输入个人信息时，远在美国的FBI可能已经收到了这条信息，并且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之后，FBI探员分别到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走访了斯诺登父亲和母亲的住所，他们怀疑斯诺登的泄密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背后可能有同伙的帮助。毕竟，斯诺登只是一个NSA外包公司的雇员，但是他曝光的机密文件保密程度非常高，只有少数高层官员才有权限查阅，为此，FBI需要调查斯诺登获得文件的方式。同时，FBI官员怀疑，斯诺登之所以将逃亡之旅的第一站定为香港，是因为他已经“变节”，被中国政府收买，如果是这样的话，案件将被当作“外国间谍案”来处理。
微软公司和NSA、FBI合作，帮助其获得互联网上的加密文件。微软曾经向NSA提供Outlook用户的网络聊天内容和Hotmail邮件的数据，允许NSA进入其云存储服务SkyDrive，这项服务目前的全球用户总数已经超过2.5亿人。在微软收购Skype之后，NSA获得的视频通话数量大幅增长。微软则和FBI下属数据拦截部门合作，以便FBI掌握Outlook中与其职能相关的问题。
《爱国者法案》其中一款规定：允许FBI调查人员从美国各大图书馆秘密搜集读者详细的读书记录，根据这些情况，判断读者是否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是否有可能加入恐怖组织。美国的图书馆通常不允许对外透露有关读者的任何情况。FBI这样做，使得许多读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FBI的监视对象。
三 穆勒局长调查斯诺登
“国家安全信函”的使用无须审批过程，缺乏相应的司法监督，这给FBI的行动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同时，也增加了FBI滥用权力的可能性。FBI曾经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威瑞森电信签下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要求在公司中安排FBI的特工，允许他们进入电信数据库。可以说，借助《爱国者法案》，FBI的监视活动更加无法无天了。
斯诺登在获得俄罗斯为期一年的临时政治庇护后，一下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内，各家媒体对他的去向做了不同版本的猜测，比如结婚，工作，接受克格勃的款待，隐居到俄罗斯的乡村……实际上，斯诺登的确过起了隐居式的生活，具体地点是繁华的莫斯科，还是幽静的乡间就不得而知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过，他还是愿意尽量尝试。而且，生活上的不适应并没有让他后悔当初的决定。
对于FBI来说，“国家安全信函”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它无须经过法院的批准，根据言论禁制令，收到信函的一方不能将信息透露给第三方。因此，当FBI调查恐怖活动时，只需要主管签发，特工们就可以从信用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电话公司那里获得需要的信息。根据《爱国者法案》，私人企业无权拒绝FBI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