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什么人比父母怎么做更重要（第1 / 2页）
理想的文化环境是男孩和女孩的利益和权利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均等的，更理想的情况是都足够充分。
父母分权，即在对与孩子有关系的事情上，双方都有发言权，而不是某一方独断专行。临床上常见的案例是父亲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这会使孩子滞留在母子或母女二元关系中，无法发展到父—母—子女的三元关系中，并继续影响到子女的社会化。
这样的父母能够享受跟孩子相处的悲情，临床上见到的很多有问题孩子的家庭，令人唏嘘：他们无力享受孩子成长之后的彼此“相忘于江湖”。
如果父母人格层面有过度控制的倾向，就会不自觉地打压孩子的各种能力，避免对孩子失控。比如有的家长随口制定的规矩是：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这可能打压孩子以下的能力：对环境的敏感和做出相应的反应；在权威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见；孩子的直觉能力是高于大人的，以大人身份压制孩子，等于直接压抑孩子的直觉能力。
如果父母要讨论真正的大人的事情，就找个孩子不在的地方吧。否则，就是邀请他参与，又不让他参与，这就使他陷入了双重束缚的境地。有研究证明，这是制造严重精神障碍的环境的特征，过度控制给孩子的感觉就是怎么着都不行。
有个关于双重束缚的段子：有个人养了一只狗，给狗取名为“别动”。这个人经常这样对狗说话：“别动，过来”或“过来，别动”。据说，那只狗后来疯了。
也许你会说，这点小事值得这样过度分析吗？回答：不值得。但是，很多这样的小事加在一起，就是大事了。我们还是以结果论动机：没出问题，你当年做的都没问题；如果出了问题，那就要梳理所有大小事情——即使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影响历史进程和结局的，并不全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蝴蝶效应也告诉我们，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对结果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孩子就处在对“初始条件”敏感的状态中。这也是精神分析为什么会那么在意人的早年经历。
父母是什么人比父母怎么做更重要，这句话是自体精神分析学家科胡特说的。
很多父母问的与育儿有关的问题，都与怎么做有关。假如有一本包含所有“怎么做”的书，你全部按照书上说的做，还是有可能会制造出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而人格健康的父母，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却可能培养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什么人”指的是父母的人格，那么，具备何种人格的父母才是好父母呢？
有很多说法，比如好玩的人、健康自恋的人、粗心而阳光的人等。我们这里说个新的：清爽的人。这样的人的特点是：在关系中边界清楚，不黏黏糊糊；能够自得其乐，不太依赖他人；处理事情果决，不拖泥带水；尊重他人的边界，不搞模糊不清的关系；等等。
如果你问，怎么达到清爽的人格境界呢？
我给一个总的回答，我能够想到的人格变化只有三种途径：一是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觉察能力，包括觉察自己的情绪、想法、愿望和行为，并且去理解这些状态后面的意义；二是去跟各种人打交道，在新的人际关系中使自己人格中僵化的部分变得松动；三是找精神分析师。
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担心会起到诅咒的效果。当你想象孩子车祸后血肉横飞的画面时，你正在催眠他接近那个场景。看到你焦虑或恐惧的面孔，孩子在潜意识里会想：让这一切发生，你会不会就放松了？
父母的潜意识倾向于让孩子尝尝自己童年各种痛苦的味道，把孩子打造成最理解自己的人。被抛弃过的，会抛弃孩子；被粗暴对待过的，会粗暴对待孩子。让人伤感的是，这样做的动机是爱，因为爱一个人，才会让他以某种形式跟自己一样。但是，这是不健康的、没有分化的爱。健康的、分化的爱，是使孩子摆脱父母的命运。
父母压抑的东西，会让孩子代替自己表达。如果父母当年学习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超越自己所处的有些屈辱的社会阶层，这种屈辱感不被觉察的话，那他也会让孩子的努力学习过程充满屈辱的味道，孩子反抗，就会变成厌学。潜意识里形成了这样的公式：学习等于屈辱。要孩子争气，那是直接在传递屈辱感了。
家族创伤有时候像个传家宝，父母似乎有责任把它传给孩子。比如，重男轻女是常见的文化级别的家族创伤。在不少的临床案例中，一代又一代女性被迫害的景象骇人听闻。很多女性的一生，毁于这种灭绝人性的文化传统。让人悲喜交加的是，多子女家庭中，如果有重男轻女的传统，结局往往是女性发展得很好，男性反而很弱。专业人士对此的精神分析解释是：重视男性就是制造了过高浓度的关系，在效果上等于阉割了男性，而被忽视的女性却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我相信女性并不需要这样“莫名其妙”的所谓好处。美好的家庭环境应该是不论性别，每个人都有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条件，包括经济上和态度上的。
关于最后一点，我说两个被精神分析帮助过的还活着的名人。一个是瑞士生物学家、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雅克·杜波谢（Jacques Dubochet），他曾是瑞士沃州官方认证的首例失读症患者，从29岁开始，接受了为期6年的“十分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另外一个是现在的梵蒂冈天主教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他在42岁时有半年每周见一次精神分析师，他说那位女精神分析师“帮了我很多”。
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去找精神分析师，并不是要解决某些具体事情该怎么做的问题，而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想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个级别的问题。当然，怎么做也重要。
我觉察到自己在拉名人来支持精神分析的有效性。这样做背后有个反科学的逻辑：名人相信的，就是正确的。但科学的结论还是应该建立在循证的基础之上。
父母某一方未处理的早年分离创伤，可能使其害怕跟孩子分离，孩子的成长会被其看成是对自己的抛弃，所以会不自觉地做出阻碍孩子成长的事情。对孩子来说，游戏是他们的全部世界，也是他们学习成为自己和跟他人打交道的唯一重要的途径。但在有些家庭中，看起来无意义的游戏被禁止，或者成为孩子“受虐式”学习之后的赏赐。有时，孩子快乐地游戏还被赋予懒惰甚至堕落的意义。
广义地说，一切皆游戏，学习和工作都是游戏。严格区分游戏和学习的界限，既破坏了游戏的快乐，也削弱了学习的动机。那些把学习当成游戏的孩子，学习的动力永远不会衰竭。但这些动机是指向远离父母的方向的，会激活父母的创伤，所以会遭到父母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