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君士坦丁和教权统治（第1 / 3页）
这座城市蕴含的能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虽然新罗马是一座年轻、繁荣的城市，它仍然具有古老的传统根基。著名的蛇形柱是为了纪念公元前479年希腊在特尔斐古城对波斯的胜利，一座来自卡纳克神庙的埃及方尖碑在此处的跑马场建立，广场上也竖立起了名人的塑像，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他们赋予了这座城市一种历史的庄严之感，根植于熟悉的历史传统之中，并且（像君士坦丁希望的那样）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荣耀。城市建成的速度令整个世界叹为观止，仅仅过了6年时间，已经大体落成。
君士坦丁所在意的并不仅限于让他的人民在物质上过上富裕的生活，随着帝国的财政状况逐步好转，他开始用谨慎的方式推行他的新信仰。异教的献身被禁止，以宗教为名义的淫乱和纵欲仪式也被定为非法，神庙的财产被充公，用来建造教堂。各种酷刑被废除，甚至连辩论赛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限制，因为这也同样算作争斗行为，只不过是选择了更为温和的方式。君士坦丁将整个帝国在他的最高统治之下紧密团结在一起，如今基督教在他的行动之下也同样完成了统一。
皇帝已经为这座新城市的人民提供了物质上的恩惠，现在他认为人民也同样应该享有精神生活的富足。他派出官方队伍去视察人民如何娱乐庆祝，赞助赛马场中的战车比赛，并赐予观众衣物和钱财。<a href="#B_8" id="A_8">[注]</a>围观的大众在很多场合都能够受到款待，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叫人吃惊不已。身材健美的体操运动者从野兽的身上一跃而过，或是从悬挂在高空的细绳上走过，让围观人群提心吊胆，被激怒的巨熊互相搏斗，还有披红挂绿的演员表演生动的哑剧或是演唱俚俗的歌曲。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元老院成员和高官们十分满意，他们挤满了大理石的座位，这里距离场地中的轨道最近，能够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平民大众打成一片，在市中心广场新建好的宽敞的公共浴室中，皇帝露面了。当然，最富有的阶层在他们的豪华寓所里拥有自己的私人浴场，其高档住宅不断在连接梅塞大道——新罗马的中心主干道——的几座凯旋门之间扩张。但即使是他们，也要为君士坦丁建造的绝对豪华精美的公共建筑赞叹不已。
在短短一段时间内，令人安心的稳定和平再次降临到这个动荡不安的帝国。农田丰收，市场重开，商业逐步繁荣。
帝国的新罗马城在330年5月11日正式宣告落成，虽然君士坦丁亲自将它命名为新罗马，但这座城市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依然是为纪念君士坦丁而定下的“君士坦丁堡”。<a href="#B_9" id="A_9">[注]</a>只有已知世界的主宰者才有能力举行这样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庆祝活动，并且这种活动随着异教和基督教的奇特融合达到了最高潮。身旁是众多牧师和占星师前呼后拥，刚刚宣称自己为基督教保卫者的君士坦丁来到了广场的正中心，在巨大的纪念柱之前停下脚步，这宏伟的建筑是为了赞颂他而竖立的。在高耸的柱石顶端是一座从阿波罗神庙运来的黄金雕像，而且仿造君士坦丁的外貌进行了重新塑造。周围围绕的是七道光线组成的光环（有流言称其中用到的材料有曾经拿来施加酷刑的钉子），这宏伟的建筑物雄赳赳地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未来。在纪念柱下，皇帝主持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将新落成的城市敬献给神明，祭献的过程中用到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异教和基督教的圣物。在由占星师占卜得出的时刻，这些圣物被放置在巨大的从埃及运来的斑岩鼓中，埋藏在纪念柱之下。这里有雅典娜神圣的披风、挪亚用来建造方舟的斧头，以及耶稣基督行著名神迹——用五个面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名信众时用来盛放剩余食物的篮子，这些五花八门、互不相干的圣物被埋藏于此长达数个世纪。<a href="#B_10" id="A_10">[注]</a>自然，从心底而言，君士坦丁更加倾向于两面下注，更加稳妥。
既然君士坦丁的敌人，不管是宗教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已经被彻底踩在脚下不得翻身，他决定为自己的功绩建立一座并不过度张扬的纪念碑。他已经将罗马城大加整修，为宏伟的大议事堂做了锦上添花的装饰，并将一座高达40英尺的自己的塑像放置其中。现在他又新建了许多教堂，在拉特兰山上买下一块土地，为教皇建造教堂。然而，在这辉煌的帝国统治中心罗马，四处仍然充满了异教的影子，简简单单的一层基督教外衣显然不足以起到震慑效果。此外，罗马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整个帝国也不再依靠罗马作为运转的中心。
经过君士坦丁监督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并不仅仅是一部信仰宣言。对于基督徒而言，尼西亚信经成了基督教经典，规定了真正教会（东正教）和普世教会（天主教）的正统信仰。时至今日，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仍然在吟诵《尼西亚信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团结统一。在拜占庭帝国幸存发展的东方，尼西亚大公会议规定了世俗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主教有权决定教会内部事务，皇帝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君士坦丁作为教会有力的保护人，根除异教，引导信仰，避免了教会的分裂。他的继任者意图在不同程度上操纵统一的教会，但其中根深蒂固的规则却保持不变。皇帝的责任就是听从整个教会的声音；至于教会究竟讨论出了什么内容，那是主教需要决定的事情。
罗马远离帝国的边境，很久以前就不再作为全国的实际首都，只有3世纪的那些在位时间极短的皇帝才偶尔踏足此地。戴克里先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此依然坚持根据实际行军需要迁都，他认为帝国的首都不应该只是固定的某一座城市，但皇帝也只是偶尔才采用这个办法。这只不过是把长久以来令人不快的真相大声宣扬出来罢了。不能离开动乱不断的边境过于遥远，因此皇帝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随着帝国的觉醒而掌握了权力。戴克里先自己在东部尼科美底亚的宫廷四处奔忙，仅有很少时间踏足这座永恒之城，他的改革措施也使罗马的地位下降，成了一座仅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城市。
会议中的主要问题在于选定的用于描述基督和圣父关系的希腊语词汇“homoiusios”（意为“本质相似”）。阿里乌派认为，三位一体中的这两者是相似，但绝不等同，其他主教则竭力反对他的观点。但很明显的是，阿里乌派的支持者只占少数，因此君士坦丁站到了另一方，并提出了解决方式。他去掉了这个词中的一个“i”，将它改写为“homousios”，即与圣父“同质”。阿里乌派因大众纷纷谴责他们的观点而感到十分不安，但有皇帝（及他的军队）在这里，他们也没办法公然表现出他们的反对情绪。阿里乌派的主教们开始感到踌躇不安，当君士坦丁向他们保证与圣父的“平等性”能够阐释为“神圣和神秘”的意义时，他们不得不表示服从。皇帝给了他们一条出路，将homousios按他们喜欢的方式阐释，之后阿里乌派便离开会议各自回到教区，以一种体面和具有尊严的方式结束了纷争。阿里乌本人则遭到谴责，他的著作被烧毁，基督教的统一性得以保全。
君士坦丁决定给风雨飘摇的帝国带来新的根基，他开始酝酿一个全新的开始。不久后他（像往常一样）声称自己是遵从了神谕，到达了古城拜占庭，但很显然挑选地方并不需要什么神圣的预示。近一千年来，希腊殖民地都在东方与西方的边境之间相安无事。占据着最为优良的深水港，这座城市得以掌控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繁荣的贸易路线，从最北方运来琥珀和木材，从东方运来油料、粮食和香料。此处占据着三面环水的地势，可谓是拥有显著的天然屏障，因此近旁殖民地的建立者曾经遭到嘲笑，因为他们居然没有注意到这光辉卫城的绝佳地位。但对于君士坦丁而言，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越过拜占庭土地那平缓的斜坡，望见他与李锡尼对战的最终胜利之地，在那里他实现了毕生的梦想。<a href="#B_7" id="A_7">[注]</a>若是要建造一座宏伟都城来纪念他的伟大功绩，那就再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地方了。
当母亲作为史上首位朝圣者四处奔忙时，君士坦丁开始了诸多改革，这些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内战的动乱将市场和农田严重破坏，底层劳动阶级纷纷四散奔逃，寻求更安全的藏身地，作为皇帝必须要通过强迫农民在土地上劳作来稳定局势。再深一步而言，君士坦丁将各个行业协会成员，从面包师到猪肉商人，控制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并且命令在家庭中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责。在更加稳定和富有的东方，这些法律几乎未曾实施，也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但在混乱、动荡的西部，这些法律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结果就是带来了封建制度的诞生和深度发展，在千年之后才得以终止。
在他余下的统治时间里，君士坦丁努力维持着政治和宗教上的和谐统一 。在他的有力控制之下，帝国重新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过，有些时候他的残酷无情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暴君统治了。因为忌惮自己广受欢迎的长子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指控他意图引诱自己的继母福斯塔。克里斯普斯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君士坦丁便下令处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然后决定用酷刑处死福斯塔，把她扔在浴池里活活烫死。为了将帝国牢牢掌控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君士坦丁的手上已经沾染了太多的鲜血，他无法容忍任何敌人的存在，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家庭内部。
君士坦丁决定成立一个规模庞大的理事会，他邀请每一位主教前来出席会议，并且全部交通和住宿费用都由他来承担。当几百位牧师于325年5月20日到达尼西亚城时，皇帝让他们全体聚集到大教堂内，以一种呼吁全国上下统一的戏剧性口吻开始了会议。君士坦丁并不特别关心在这场辩论之中到底谁占上风，谁是最后赢家，他的目的在于寻找时机，倒向大多数人支持的那一派。尼西亚公会议起初讨论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争论的无非是异教徒施洗礼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约定正式的计算复活节日期的方式，然后才转向讨论那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比如，圣父和圣子两者间的关系。起初一切都顺利进行，但当进行到正式撰写信经的时候，双方都表示拒绝妥协，会议几乎要陷入彻底混乱。
身边跟随着趋炎附势的朝臣，君士坦丁爬上了拜占庭的一座小山，他的目光掠过那些希腊的殖民地，希望把它们重建为世界的都城。这意味着此处不仅是另一座帝国的城市，还是地球上基督教的唯一中心、基督教世界的心脏。他已经选出了一个位置，那里有着七座小山，为的是模仿著名的罗马七座山峰，在这里并没有被异教传统束缚的过去，他可以建造“Nova Roma”即“新罗马”，围绕基督教的、东方的根基，重建帝国的荣耀。
很显然，按照君士坦丁的军事化思考方式，他完全可以命令他能征善战的军队诉诸武力，平息争斗。但他却对这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形势了解不深，因此写信给身在埃及的主教，用一种毫不知情的天真口吻告知对方，这些宗教分歧是“无关紧要的”，并且让他们专心完成本职工作，确保彼此的和谐关系。显然，这种解决方式并不为人所接受，因此他决定采取一种更激进的解决措施。君士坦丁认为，基督教产生的问题是长期缺乏领导造成的。那些主教就好像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一样，总是争论不休，但却从来没办法达成一致，除非有什么东西威胁到他们才行。谢天谢地，奥古斯都已经为帝国解决了这种问题，允许元老院成员继续自由论战，但当事情需要归纳出一个定论的时候，就用权力来约束他们。现在挽救教会成了君士坦丁的使命。在他警惕的目光之下，教会需要达成一致，而且必须保证全国上下都遵守规则。
在一个人短短的一生中渴望建造这样一座都城，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骄傲自大。毕竟，罗马并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罗慕路斯当时并不具备君士坦丁这样丰富的资源。皇帝是整个世俗世界的主宰，而且他决心将天堂与人间融为一体，打造绝无仅有的杰作。工匠和材料从帝国的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城市仿佛一夜之间就拔地而起。斜坡被青草覆盖，上面盖起了浴室，耸立着廊柱，四处坐落着学院和广场，甚至还有壮阔的宫殿和巨大的竞技场。元老院内希望与权力中心保持紧密联系的成员们被东方的新城市所诱惑，这对他们而言是新的巨大机遇，他们内心充满了荣耀，迁到了新修建的精美豪华的元老院议事厅。不光是富裕阶级，君士坦丁堡作为一座全新的城市，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和贵族政治所束缚，因此很容易就会引起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聚集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穷人都可以得到社会公共补助，这里有足够的免费粮食能够养活超过20万的居民。公共贮水设备能够提供足够的水源，众多的港口供应新鲜的鱼类，宽阔的大道四通八达，点缀着精巧美丽的雕塑，连通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帝国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了高度统一，然而，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又开始对这一切产生威胁，要将帝国重新拉入分裂之中。这种异端邪说最初在埃及产生，一位名为阿里乌的神职人员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并非完全神圣，因此也没有唯一的圣父上帝那般全能。这样的传道在基督教的中心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是对基督教基本原则的直接否定，即耶稣便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但阿里乌是一位智慧的演说家，人们开始聚集起来听他讲道。教会对此完全手足无措，再次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零星的迫害活动依然存在，只是被迫转为暗中进行；教会权力被稀释，由本地各处的会众组成的松散联盟迅速遍及全国各地。作为圣彼得的继承者，罗马主教一直备受尊敬，但他也不具备实际的控制权，随着圣保罗的新约全书得到证实，不同的教会开始逐步根据他们的不同方向行事。因为不存在真正的等级制度，组织也比较松散，教会没有明确的方式去应对阿里乌的传教，不久争议就随之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