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蛮族与基督徒（第2 / 2页）
纵观4世纪末罗马帝国所需要面临的全部问题，其中的当务之急莫过于蛮族的威胁。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面对阴暗的日耳曼森林和冰封的莱茵河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时，罗马军队就已经学会了谨慎行事。过了将近三百年，蛮族依然只是在帝国的边境蠢蠢欲动，时不时发动一些小规模突袭，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碍于变化无常的联盟状态和对罗马帝国军队的恐惧，他们并不敢轻举妄动。但在“叛教者”尤利安去世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从东方崛起了一股全新的、惊人的力量，匈人部族是如此野蛮凶悍，让惊慌的日耳曼人忽视了罗马帝国边境衰弱的守卫军队，像洪水一般席卷而来。然而这一次，他们是以定居者而非入侵者的身份前进，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土地，而非黄金。新流入的人口并不受欢迎，并且立刻激起了罗马世界内部的认知危机，将本已摇摇欲坠的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这种压力为罗马人的身份重新下了定义，也导致古典世界走向灭亡。
理论上讲，瓦伦斯的计划是依靠日耳曼军队来支持脆弱的帝国军队，同时让饱受破坏的土地重新恢复人烟，这是个很完美的办法，但一开始一切就偏离了正轨。东罗马帝国政府实在无力接收如此庞大的移民潮，瓦伦斯也不愿费心率先做出什么尝试。提供给哥特人的大量食物在到达时就已经开始腐败，或者质量低下，根本无法食用。当地的商人对这些饥饿的新移民百般剥削，有些地方长官甚至将这些移民绑架，卖作奴隶。这一切都突破了哥特人忍受的极限，他们选择了爆发反抗。
罗马人普遍坚定不移地认为神始终眷顾着他们的帝国。甚至是帝国的经济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蒸蒸日上。相应地，国家政治稳定也会让他们的财运再次滚滚而来。商人无忧无虑地沿着大道运送他们的器物，商船也重新在地中海的水域里安全通航。农民能够将他们的农产品送到市中心的大市场，也可以在重新繁荣的市场里叫卖。罗马帝国或许再也无法恢复它昔日的无限荣光，但帝国人民依然梦想着过去的辉煌岁月能够重现。
罗马帝国的舞台正缺乏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此时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发出请求，希望能够在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他们已经离开了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冻土地区，为寻找新的土地而来，而富饶的东罗马帝国恰恰拥有广阔的领土。他们许诺会以军队交换土地，皇帝很高兴地同意了，允许20万哥特人越过帝国边境，向着他们在色雷斯的新家园进发。
然而，不幸的预兆即将来临。大部分的税收都来自贵族阶级，但这些家族的经济状况都已经捉襟见肘。越来越多的贵族通过成为教士或隐修生活，躲到埃及的沙漠或是小亚细亚来逃避这种沉重的负担，政府只能向贫困的劳动阶级收取更加严苛的赋税。接任的政府提高了赋税，试图将农民与土地束缚在一起，认为这样就能让社会运转良好，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的结果不过是彻底陷入赤贫。西罗马帝国尤其饱受苛捐杂税之苦，虽然东罗马长久以来都更为富有，但现在仿佛已经和西罗马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些聪明的市民不禁思索，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距离究竟还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缩短呢？
即使在最有利的状况下，吸收这些外来人口中的大部分，看上去都十分困难，而对帝国而言不幸的是，这股巨大的移民潮到来时，帝国正掌控在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手中。自从尤利安逝世之后，统治者便开始一代不如一代。他的继任者上台仅8个月后，就因为在帐篷里用火盆取暖窒息而死，皇位落到了一对粗野的兄弟，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手中，两人将帝国一分为二，准备对岌岌可危的边境加强防御。哥哥瓦伦提尼安统治整个西部达11年，同时对性格急躁的弟弟瓦伦斯加以约束，但他却从不擅长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终因为性格狂躁引发的血管爆裂而暴毙。他16岁的儿子格拉提安继承了皇位，但却因年龄过小而难以独立决断，导致瓦伦斯成为帝国政策背后的实际操纵者。
<a href="#A_23">注释</a>虽然格拉提安是最后一位使用大祭司长头衔的皇帝，这一头衔依然没有在历史中彻底消失。公元590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将这一称呼应用为“基督教祭司长”，这一称呼又逐渐演变为“教宗”（pontiff）。从字面意义上而言，这个词可以阐述为“建桥者”，因为大祭司的主要责任便是连接沟通上帝的天堂与世俗世界。君士坦丁曾经保留这一头衔，因为他自视为“主教的主教”，这一头衔也被教皇沿用。
因为帝国对外界的包容，罗马人自始至终对那些越过帝国边境的人抱着轻视的态度。罗马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地区缺乏公民权利的概念，因此通通被归为野蛮民族，尽管他们拥有优秀的文明，但仍然被视作未开化之地。自然，其中那些机智之辈已经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祖先曾被视为蛮族，好比莱茵河对岸的那些部落，已经在帝国的文化熔炉中度过了几个世纪，被罗马人彻底同化。然而，近来的人口流动大潮却不能一概而论。罗马帝国总能够吸收外来人口，将其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而移民潮通常也能为帝国注入力量，但现在时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帝国的局势已经转攻为守，日耳曼人越过边境，对帝国的土地虎视眈眈，对文化却并无兴趣。他们无意妥协，也不愿被同化，讲着自己的语言，保留着自己不同的文化。这股新鲜的血液不再是帝国的新生力量。对帝国的大部分人而言，他们眼睁睁看着延续千年的传统逐渐消逝，这些陌生人好似令人恐惧的狂潮，威胁着要将帝国彻底吞噬。
<a href="#A_24">注释</a>700年之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将重演与德意志的亨利四世之间的冲突。然而，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亨利最终屈服，态度谦卑地赤足在雪中长途跋涉，表示彻底的臣服。
罗马帝国的特别高明之处一直以来都是它对于公民权的构想，在一个人的身份通常只能被限制在诞生地的时代里，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5世纪的希腊以其智慧之光照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其中心地带是不同城邦文化的混合，对所有人而言，它的光辉并非是将一个斯巴达人转变成了雅典人，抑或是将一个雅典人转变成了斯巴达人。城市中的人民被牢牢禁锢在高墙之后，每日浑浑噩噩度日，在短短几代人的辉煌之后，这种光辉很快消失殆尽。从另一方面讲，罗马已经超越了一个城市的狭窄界限，扩展了“城市”这个词本应有的含义，随着罗马军团四处征战，公民权的概念被传播到各地。雅典因其独特的排外性，一直保持着城市的独立性，而罗马已经接纳了整个世界。
<a href="#A_25">注释</a>君士坦丁堡卫城的异教神庙一直延续到6世纪初，其他宗教习俗等则延续了更长的时间。直到公元692年，教会才决定彻底禁止农民阶级向酒神狄奥尼索斯祷告，以及通过按压葡萄或用熊（或者其他动物）预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