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君士坦丁和教权统治（第2 / 3页）

这种自夸的言辞事实上比君士坦丁本人意识到的更具远见。虽然需要历经久远时日证明，米尔维安大桥战役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君士坦丁一方高擎着十字架和利剑，这场战争胜利的意义事实上远远大于简单地击败一个大敌——他将教会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对教会和国家双方而言，这不啻一柄双刃剑。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君士坦丁总是能采用安全的策略处理宗教问题，他曾经推迟了自己的洗礼，认为在人生最终的献祭中洗涤罪恶，才能够让他带着清白之身被上帝选定，升入天堂。现在，他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因此放下了帝国的皇权，穿上新基督徒的白色长袍。在尼西亚的各个教派之间经过一番举棋不定之后，他选择了阿里乌派的主教优西比乌为他施行洗礼。短短几天之后的5月22日，第一位基督徒皇帝驾崩了。

置身于尘土飞扬的营帐中，周围是喧扰的军队生活，君士坦丁双膝跪地，念出了那能够改变历史的祷文。在日后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君士坦丁曾说自己当时抬头望着天空，企盼真正的上帝能够显露他的真容。令君士坦丁震惊不已的是，他看到一个由光芒组成的巨大十字架浮现在天空中，与过去他所崇拜的太阳的光辉交相辉映，显现出了“凭此神迹，助你征服”（IN HOC SIGNO VINCES）字样的铭文。君士坦丁为这奇景大大震撼，他不清楚下一步该如何前进，但当夜晚来临时，这一切都在梦中得到了完美的解释。耶稣基督本人现出了真身，向他展现了同样的神迹，然后指引他将这个神迹作为自己的神圣护身符。一觉醒来，君士坦丁严格遵循基督旨意打造了新的旗帜，将传统的异教图腾替换为一个十字架标志，顶上是一个花冠和基督名字的两个首字母。将崭新的神圣旗帜作为护卫，君士坦丁的大军势如破竹，顺利取得了大捷。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被迫退回罗马，但大多数人都在试图跨越米尔维安大桥时掉进河里淹死。在混乱之中，马克森提乌斯被沉重的盔甲武器压得不堪重负，也像他的诸多士兵一样，掉进了满是已死和垂死之人的河中。他的尸体在第二天被发现，并被打捞上岸，君士坦丁士气高昂地进入罗马城，将他的敌人的头颅高悬在矛尖之上。当他进入元老院议事厅时，元老院成员对他表示热烈欢迎，而君士坦丁断然拒绝了为异教的胜利之神举行祭祀仪式。他宣称，暴君已经灭亡，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即使是面对死亡，他也要炫耀一番自己的丰功伟绩。君士坦丁为自己选定的称谓是“与圣使徒同等”，虽然他内心认为自己比他们更高一等。他的葬礼也体现了这位皇帝对自身的看法。他没有采取罗马传统的火葬，而是选择躺在精美的石棺里，被安放在君士坦丁堡由他自己主持建造的恢宏的圣使徒教堂内。安放在周围的是12口空棺，每一口代表着一位门徒，而他自己作为神圣的代表被安置在正中央。这也可谓是君士坦丁最终的宣传手段，将他的残酷和机会主义的策略作为庄严的神授使命的最后演出展现出来。尽管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妻子和长子，他仍然像一位圣徒一样备受尊敬——对于一位被奉为异教神明，同时接受了异教洗礼的皇帝而言，确实是了不起的功绩。

穿越过平原地区，君士坦丁和他的大军严阵以待，同时也在寻求神赐的吉兆。预言家和魔法师在马克森提乌斯的营帐里来来去去，让他身心俱疲，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平息他们带来的影响。在万神殿内，代表所有不同宗教神明的神职人员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用于占卜的动物内脏或是鸟儿飞行的轨迹，向马克森提乌斯保证他会顺利得到神的恩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对手也听到了神明同样的许诺。

在五十二岁这一年，君士坦丁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他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头衔。在他取得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胜利之后，他在自己的一长串名字前又加上了“最伟大的”，现在则又加上了“胜利的”修饰字眼。谦逊显然从来不是任何一位皇帝的美德，但君士坦丁是一位非常善于操控舆论宣传的聪明人，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提升自己的名望。这些本能为他带来了诸多好处，让他能够满足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同时为自己披上宽容忍让的外衣，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以人民对自己的拥戴作为伪装。他前去拯救自己的基督教人民，同时也并不伤害其他异教徒，永远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中立局面。既然现在已经不存在其他的异教徒敌人需要对付，君士坦丁也能够对基督教采取更加开放的支持态度。他的母亲海伦娜亲自前往圣地朝圣——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朝圣之旅——在沿途建造了许多旅店和医院以为后来的朝圣者提供方便。在伯利恒，即耶稣基督的诞生之地，她主持建造了主诞教堂；而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她奇迹般地发现了钉死耶稣的真十字架；在与皇帝哈德良建立的维纳斯神庙齐平的地方，海伦娜建立了圣墓教堂，里面建有空无一物的耶稣坟墓。

当涉及处理教会的问题时，君士坦丁杀伐决断的态度却消失不见了。他为自己的理论推测而烦恼，而且他唯一在意的只是基督教在自己的统治下保持统一，这就导致了一个坏习惯，也就是总选择站在多数人支持的那一边。

这位愚蠢的东罗马皇帝此举正给了他的大敌可乘之机。君士坦丁长久以来都在盼望着这样一个良机，他马上发动了突袭。大军直捣东罗马帝国内部，他逼迫李锡尼的大军退至赫勒斯滂海峡地区，将陷入混乱的李锡尼的海军彻底击溃。在几周的各自备战之后，双方于324年9月18日开战，地点在希腊殖民地拜占庭城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面，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荫庇之下，君士坦丁取得了一场完美的全面胜利。

教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召开会议可以拟定教规，但却无法改变那些组成教会、参与会议的普通教众的内心想法，即使像尼西亚会议那样意义深远的会议，也无从解决这一问题。阿里乌及追随他的那些主教已经被打上了异端的烙印，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优秀演说家，在东罗马得到了非常热烈的支持，在那里不断有人选择归入他的教派。一位新的主教——达修，主流教派的胜利者——被派来引导阿里乌的埃及会众，但人们仍然继续选择跟从阿里乌的训示。如果君士坦丁早能够坚定地遵循尼西亚公会议的决定，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了。有了上层的强硬领导，阿里乌派或许早早地就会销声匿迹，但君士坦丁决定既然公众支持阿里乌，那么他就转而站到阿里乌派一方，开始指责达修。当达修来到君士坦丁堡，为自己辩护时，皇帝为他的雄辩之才深深折服，结果又一次转变了想法，开始指责阿里乌。这一次，亚历山大城的人民不得不为之深深烦恼，怀疑这两个人究竟哪一位才应该是他们的主教。

然而，君士坦丁将自己描绘为宗教宽容的标杆人物，其中还有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原因。虽然他正忙着四处征服罗马，东部的皇帝李锡尼也在自己的疆土上获得了大胜，如今正对他大杀四方的邻居虎视眈眈。君士坦丁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害怕。不仅是因为李锡尼的东部领土更加富庶，人口也较西部更为稠密，而且因为基督教正是发源于此，自然对于支持一位转信基督教的领袖更有社会基础。11年来，双方勉强维持着和平，但李锡尼对君士坦丁的扩张欲望感到恐惧，而他的妄想症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他指责自己领土内的基督徒充当了君士坦丁的内应，并且试图镇压基督教，处死主教，焚烧教堂，戴克里先的宗教迫害重新开始了。

除了个人性格上的瑕疵，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对历史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君士坦丁让一个乱象丛生的帝国和一种四分五裂的宗教重新恢复秩序，让它们得到良好的发展。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有限，导致基督教内部派别分裂日益严重，但他对这种信仰的接纳引发了一场文明的地震，最终导致社会发生了彻底而持久的改变。在西部，他打下了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根基，让农民的劳作成为世袭制度，而在东方，他宣称信仰的宗教成了帝国之间的纽带，此后的一千年依然如此。他建立的这座城市适时地发展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壁垒，为当时尚未发展的欧洲无数次阻挡住了入侵者的进攻。

事态变得每况愈下。阿里乌竭尽全力去忽视自己已经遭到罢免的现实，开始主持修建自己的教堂，令人尴尬的是，数量极其庞大的亚历山大人选择了支持他。君士坦丁采取的措施是对这些人征税，使他们屈服，因此宣布任何选择信奉阿里乌派的人必须上缴数额更高的税款。但这个措施显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久以后朝廷中的阿里乌派成员就开始议论皇帝的摇摆不定及一次次地改变主意。事情发展的势头已经很明显，达修被免职，并遭到流放。由于君士坦丁的优柔寡断，情况现在陷入了无法挽回的混乱，并且持续恶化，即使在阿里乌本人去世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好转。<a href="#B_11" id="A_11">[注]</a>

异教的罗马元老院并不清楚是什么转变了他们新的征服者。他是一位旗帜鲜明的一神论者，但究竟信仰何种宗教还并未为人所知，因此，像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一样，他们决定采用最稳妥的方式，为君士坦丁建造一座凯旋门，上面镌刻的铭文却语意模糊，只是提到了在大战中帮助他获胜的“神明”。君士坦丁本人对这种模糊的表达却非常满意，他在313年颁布了一道宽赦法令，正式将基督教合法化，但却没有将它定为帝国唯一的正统宗教。虽然基督教确实使他受益颇多，他的母亲海伦娜便是一位基督徒，他自己对太阳神的崇拜也使得星期日作为圣日而保留下来，但他本人对于成为一名传教士却并无兴趣。此时帝国的大部分国民依然是异教徒，君士坦丁也并不希望因为迫使人民改信一种新的宗教而离间君民关系。然而，他希望借助基督教支持他的帝国统治，就如同戴克里先借助异教信仰一样。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自己的仁慈统治，让帝国上下团结起来，而不会出于宗教狂热而影响这一目标。

君士坦丁对于处理繁杂的宗教问题没有什么耐心，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考虑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他的青年时代，当遭遇李锡尼的威胁之时，基督徒纷纷聚集到他麾下，或许现在就是用另一场战争让教会回归正轨的时候了。君士坦丁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对手，他的目光落到了波斯国王的身上，这也是罗马帝国最青睐的敌人。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刚刚入侵亚美尼亚，所以现在掀起一场战争，征服敌人，让那些崇拜火神的波斯人领略基督的教化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奇怪的是，尽管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君士坦丁却从未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自始至终，他并未真正理解这个他所接纳的宗教，最开始他似乎只是承认了耶稣基督在罗马众神的万神殿之中占据一席之地罢了。无敌太阳神和战神玛尔斯的形象继续镌刻在罗马帝国流通的钱币上达数年之久，君士坦丁也从未放弃他的古罗马宗教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即古老异教的最高祭司头衔。学术界已经花费了无数笔墨去争论这位皇帝是否真正彻底转变了信仰，但这样的推测并没有切中要害。君士坦丁真正伟大的智慧在于他不像前人戴克里先那样将基督教视为威胁，而是视为一种统一国家的策略。在那些决定性的关头，他的长远目光带来了成果，无论是真正改变信仰或仅仅是政治上的妥协，君士坦丁都为帝国和教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基督教的迫害彻底终止了。从此以后，曾经饱受压迫的信仰在帝国占据了支配地位。

罗马和波斯两个帝国之间确实没有什么交情可言，沙普尔二世对此心知肚明。曾经罗马皇帝被风干的尸首还悬挂在波斯神庙之上，被缴获的罗马束棒也点缀着帝国的高墙。是时候对敌人的羞辱展开复仇了。君士坦丁集结大军，在337年的复活节之后开始进军，但最远只到达了赫利奥波利斯（现代的赫塞克地区），这座城市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在这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继续行军了。附近的温泉水也无法令他好转，当他到达尼科美底亚的郊外时，这位皇帝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