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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第1 /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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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之读《红楼梦》的男人,渐变得女里女气,也就不足怪了。

在当代人的眼光里,林黛玉不是女人,是古典少女。少女而古典而美丽而病弱而文学化,即使有多种乖张任性的小缺点,也是不失可爱的。但如果她二十六七岁,甚至更大几岁,那么无论曹氏笔下怎么生花,怎么专情,怎么使出创作的浑身解数,她也不会令人喜爱的。反正我是不会偏爱一个不是少女而是妇女的林黛玉的。与黛玉相比,我倒愿亲和宝钗。她比较有涵养,不小心眼儿,不尖刻,不任性。这样的妇女,在我看来,做人也就有几分难能可贵的大气了。

<strong>五、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际关系加上百分之十五的专业技术,你同意他的说法吗?年轻人是不是更应该培养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strong>

云姑娘胸无城府,表里如一,既不争风,也不吃醋;无损人之念,亦无防人之心;从善如流,温良平和,自得其乐,自解其忧,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引为红颜知己。比之黛玉,尤属真性真情。

中国封建文人们的骨气,大抵是当不成官以后的表现,之前便有的极少。宝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么骨气,只不过是自小在女人堆儿里被宠坏了的“女气”。宝玉不是“叛逆”的典型,是颓废的典型。富贵着而又颓废,颓废着而又不俗恶,于是就似乎美了起来。在艺术中叫“颓废美”。中国封建文人们,包括现今的文人们,所欣赏的根本不是“叛逆”,而是那一种用富贵滋润着的“颓废美”,并且都渴望自己的人生中也有那么“美”一阵子的造化。

妙玉的入庵,分明起源于对大观园腐化加腐败生活的厌倦。贾宝玉并不厌倦,林黛玉也不厌倦。他两个其实是很适应的,只不过还有不称心,还有不如意。比之他两个,妙玉多少有些深刻的思想。而那思想在偌大的大观园,并无一个可交流的对象。所以妙玉身上,体现出早期的觉悟,乃是一个内心孤独的,茫然迷惘的“思想苦闷者”。她对宝玉也是情有独钟的,但晓得宝玉的眷恋并不在自己身上,于是退避三舍,不思强求。这是一种自爱,一种自尊。

这话也可以认为是曹氏的心声。曹氏是颇有一些骨气的。虽然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却曾拒绝皇家画院的招聘。曹氏的骨气是家道败落以后才生成的。否则,他也是要按部就班地去撞科举考场的门。而一旦做了官,他也就不会借宝玉之口说那样的话了。我们也就没一部不朽的《红楼梦》可读了。

妙玉身上有俄国文学画廊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她使我们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某些优美又忧郁,做人有原则又有修养的女性。

至于宝玉,太让人腻歪了。他“脚踩两只船”的“爱情游戏”,丝毫没有打动我处。我的儿子将来若有半点儿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调教过来。

一部《红楼梦》,栩栩如生,细致入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宝玉、黛玉、宝钗。在我看来,宝钗是正常的,黛玉是病态的,体质上那样,心理上其实也那样。生理上的病恹恹令人怜悯,心理上的阴幽幽令人反感。作为少女当予体恤,作为成年女人需要批评。这人儿身上体现出“病态美”,中国传统文人们一向也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人们对女性的赏悦心理,其实一向同样是有几分病态的。

我家墙上一份挂历,至今仍在一月没翻过。一位短发的西方女郎,着黑色晚礼服,满脸的羞涩,仿佛并不惯穿一袭那样的东西,仿佛时刻准备换另一套衣服。而一旦换上了,去到田野,握起镰就能割麦,挥起杈就能堆草,牵过匹马来就能飞身而上……

我的人际关系中,如果有林黛玉式的少女,我也愿呵护她。但我绝不会蠢到和这样的一位“林妹妹”谈情说爱。我不惯终日哄任何一个女性,哪怕她是维纳斯本人我也做不到。那会使我心烦意乱六神无主。“林妹妹”们是专供“宝哥哥”们去爱的,我没那资格和资本,就不爱。充充长兄知己,必要时挺身袒护则个,或许还能胜任愉快。

我本粗鄙男人,大约也只配喜欢那样的女性。

宝玉说过——男人都是泥捏的,污浊;女人似水,清爽。

妙玉是中国古典文学画廊中,第一个具有西方文学人物色彩的女性形象。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国大观园里,妙玉却使我感到有几分相似于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觉悟着而又无出路的那一类。

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代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

晴雯更是一个真性情的丫鬟。她是大观园中从人格上进行真抗议真反叛的典型人物。一部《红楼梦》若无此人物,名著的价值必受影响。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一位刚烈自刎的尤三姐。她们使《红楼梦》多了些艺术张力。否则就未免太“糯”太“软”,太脂粉气十足了……

宝钗颇受指摘的一点无非是——她规劝和鼓励宝玉去求取功名,也就是“服官政”。在封建社会,宝玉那样的贵族之家的公子哥儿,其人生无非三条路——“服官政”,游手好闲地寄生于家族一辈子,出家当和尚。如果说第一种选择就等于“降顺”了封建势力,那么作为一个男人,第二种选择也实在并不光彩到哪儿去。据《红楼梦》所写,他是喜欢第二种活法的。对于一个少年,条件允许,终日扎在丫鬟小姐堆儿里活上几年,倒也是福。但如果岁数大了起来还那样,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薛蟠罢了。在本质上,与贾琏们没什么区别的。

男人们的心理上,不但有“恋母情结”,还有“恋妹情结”。无妹可恋的男人也有此情结纠缠。男人疲惫了,就想变成孩子,于是从“恋母情结”那儿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觉稍好,就想充当“护花使者”,于是“恋妹情结”满足男人的关怀心。曹氏之伟大,在于塑造了林黛玉这一男人们的尤其男文人们的“世纪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儿,寄人篱下、有才华、多愁善感、任性、爱耍小脾气,但是本质不坏,高兴或不高兴时,谈锋永远机智尖酸却又不失俏皮……这一切都极符合男人们惜香怜玉的条件。曹氏伟大还伟大在,虽没读过弗洛伊德,却也堪称男人们的心理分析大师。

一部《红楼梦》,依我看来,另有四个人物是使我抱好感的:探春、史湘云、妙玉、晴雯。

一些文人偏爱林黛玉的另一说法是她“率真”。只顾自己“率真”,全不考虑别人的情绪,此类“率真”是不可取的。

《红楼梦》前几回,探春还是小女孩儿家。其生也大观园,长也大观园,眼见尽是人际纷争,身旁处处钩心斗角,长成大姑娘后竟没添什么臭毛病,也不参与倾轧,真有点“出淤泥而不染”。并且,还曾欲“治理整顿”大观园,此毕竟也算对“生存环境”的一份责任感,苦心难得。

林黛玉一向被说成是轻蔑功名的才女。这也是文人们的故意误导。文人们赞赏林黛玉,仿佛反证自己也就淡泊功名了似的。用陶渊明的诗画文人们言不由衷的像,便是“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但是林黛玉若真嫁了宝玉,年长几岁以后,谁知她会不会变得和宝钗一样,一心怂恿宝玉还是求取个什么功名好?如果依然不,那么不就是大观园里的一对儿“吃白食”了吗?大观园富贵着时,当然供得起他们。可大多数中国男人并不能像宝玉似的富贵地寄生着,所以必得进取。即使厌官,也总该做点儿什么足以养家糊口的事。所以林黛玉那一种“素心”,乃是特权。一般女人是不敢有的,一般男人也实在陪伴不起那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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