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第4 / 5页）

他们的“评论”真来真去，毫无暧昧之词违心之词。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

我当然要极其认真地读他们的信，极其认真地思考他们对我的某部书某篇作品的“评论”。

如果这也算“交往”，那就算吧！

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我给读者回信，常常是在读者通过信向我求援，而我判断写信的人不是骗子，我又能够给予帮助的情况下。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我起码是为“一百个”读者而写作的，当然同时也为自己。

我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因无法独处片刻而不堪忍受，于是坚决请假两日，哪儿也不去，留在住所看看书，记点儿笔记。

我不是君子，也没认识过君子，体会不到两位君子交往的真谛。

另外，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我父亲在世时如此，我高中的儿子亦如此。这是基因所决定的。我一直想弄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社交，一直还没太弄明白。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我属于后一类。因为，不但如前所述，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身体也不好。我想毛姆一定精力过剩吧。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拒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其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我写任何一篇作品时，头脑中从不曾有任何一位评论家的影子晃来晃去。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观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最主要的，那是“干干净净”的“评论”，不掺任何杂质。有的信写得很长。香港的周安达源先生是一位经商者，曾用毛笔给我写来十余页的信谈我作品的得失。他当年毕业于美国某大学，而且是文学硕士。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之道”。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strong>八、有人认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六七十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请您说说这两个年代人际关系的特点是什么？</strong>

<strong>二、作家是以探究人性为己任的，对人性的洞察与敏感是作家的特长，缘此有的作家善交朋友，如毛姆的朋友圈颇为壮观，有的作家却落落寡合，如卡夫卡喜欢独步遐思，只与最亲近的朋友来往。你呢，属于哪一类？为什么？</strong>

基本如此。

而我认为其实不算的……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