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第3 / 9页）

叶子农说：“现在是敏感期，本来没事，你这一带就有可能被海关歧读了，只要被歧读就会被放大，媒体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说你是帮我呢？还是给我找事呢？”

老九一听，语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叶子农想了想，说：“本来我是听天由命了，九哥既然来了，那就帮我个忙吧。”

叶子农说：“跟谁都没关系，也不为啥，就是个人的一种态度。你跟赵一曼说：别打鬼子了，要丢命的。你跟贪官说：别贪了，要杀头的。有用吗？没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我也一样，我就这德行，只能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

老九问：“你啥德行？”

叶子农说：“我认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端主义，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歪说、邪教，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讲因果、讲实事求是。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被吓得缩起来，我会觉得羞耻。这不是跟谁斗争，这只是我对这个事物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必须得以支付生命为条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赶快，是被极端主义吓倒了，揣上个这心病过日子，那还过个啥劲呢？赶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干吗非跟活过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过平常日子的。再往大点说，咱不是过好的也不是过坏的，咱是过条件可能的，包括了价值观的这个条件。”

老九说：“那还是没排除危险嘛！”

叶子农说：“我不否认有一定概率的危险，但是也别放大了。人类死于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谋杀，人就不生活了？危险不是来自民主、爱国，而是来自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极端主义。不管是民主的极端主义还是爱国的极端主义，不管是种族的极端主义还是宗教的极端主义，都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就是欧洲独有的吗？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极端的人、极端的事。”

叶子农不说话了，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烟，想着什么。

老九着急，催促道：“说话呀。”

这时厨房里的水烧开了，传来蜂鸣的声音。叶子农把大半支烟搭在烟灰缸边上，却并没有去厨房，而是去了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两张纸过来递给老九，这才去厨房。

老九一看，惊呆了，竟是叶子农的遗嘱。遗嘱一式两份，内容都一样，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德文书写，老九看不懂德文，但英文和中文都看懂了。遗嘱很短，内容是：

如我有不测，不要留骨灰和墓地，就让我顺烟囱飘了，请尊重我这个愿望，谢谢！

老九沉默了，他无法否定叶子农的观点，也就无从说服叶子农。老九并不知道布兰迪曾经用过一句话评价叶子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但是此时此刻，他心里想说的正是这句话。他从叶子农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场，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叶子农说：“九哥，你硬要耗着，我也赶不走你，但是耗着没有意义，咱们之间起码的尊重总得有吧。你来了，心到了，兄弟心里已经温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无望却又无法放弃……终于说：“好吧，我走。你把你的笔记交给我带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

叶子农笑了笑，说：“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实践者，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那些笔记只是个人认识的形成过程，很个人的东西，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老九说：“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个证据证明你是什么人，你不反对民主，也不是汉奸。你连遗嘱都写了，我也就不避讳啥了，我这也是预备万一。”

叶子农1992年2月7日柏林

叶子农到厨房冲了一大茶缸茉莉花茶，端到客厅，倒上两杯，这情形似曾相识，几乎就是两人去年秋天在北京四合院聊天的翻版，但此时的老九却一点也没感到亲切。

老九拿着遗嘱愠怒地说：“你傻呀？还是匹夫之勇？”

叶子农从烟缸拿起已经燃了一大半的烟抽了一口，说：“不想拿出来的，这不是被你逼得没辙了嘛，这东西也只是预备万一的。”

老九发火地问：“可你为啥呀？跟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