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第1 / 4页）

博斯摇了摇头。

“好吧，我认输，”他说，“那是谁的？”

“一个名叫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强奸犯。”索托说。

博斯从没听说过奥尔默。他开始思考起来，寻找其中的阴谋和勾当，但并没有考虑自己在给博德斯戴上手铐时是不是做错了。

“哈里。”索托说，试图让他平静下来。

“博德斯并没有提交新证据，”肯尼迪说，“证据早就在那儿了。”

这对博斯来说就像当头一棒，他知道肯尼迪说的是案件中的物证。意思是说犯罪现场或其他地方有证据，足以洗脱博德斯的罪行。背后的意思是他不称职，说得更严重点就是渎职，也就是说，他没有注意到或者有意隐瞒了这一证据。

“你指的是什么证据？”他问道。

“DNA，”肯尼迪说，“一九八八年，案子里还没有这一块。案件起诉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并没有允许在刑事案件中使用DNA。一年后，文图拉的一家法院才引入并接受了DNA。洛杉矶县则是又过了一年才引入。”

博斯感觉作战室的墙壁都朝他挤了过来。他打心底不愿意去想博德斯的事情，事实上也没有去想过。尽管他并不指望暴虐成性的性侵谋杀犯真会被处以极刑，但死囚牢房本身仍旧是地狱般的存在，远比其他任何刑罚更加严酷。这种隔离是博德斯应得的惩罚。他被关进圣昆廷时年仅二十六岁。对博斯来说，这意味着五十多年的单独监禁。除非他够幸运，时间上才可能会短些。在加利福尼亚，死于自杀的死囚人数远超过被执行死刑的人数。

“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肯尼迪说。

“是吗？”博斯说，“那就给我讲讲为什么。”

“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职责是处理所有提交过来的合法申请。重检过程只是第一步，在我们单位完成，然后案件才会被移交到洛杉矶警察局或者其他执法部门。当案件的可疑程度达到一定门槛时，我们会执行第二步，要求执法部门对尽职调查情况展开调查。”

“当然，届时所有人都会宣誓保密。”

“我们不需要DNA，”博斯说，“我们在博德斯的公寓里发现了被害人的东西。”

肯尼迪冲索托点了点头。

“我们去找那个东西了，找出了证物箱，”她说，“你知道程序的。我们把从被害人身上搜集的衣物送到了实验室，他们对衣服做了血清检测。”

“三十年前他们也做了检测，”博斯说，“只是当时，他们找的是ABO血型，而不是DNA，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你们是要跟我说——”

“他们找到了精液，”肯尼迪说，“量非常少，但这次他们确实找到了。这次的结果显然使整个案件都变得复杂起来。而且他们还发现，精液并不是博德斯的。”

博斯说这话时朝索托看了过去，她转头看向别处。

“那是当然。”肯尼迪说。

“我不知道博德斯或者他的律师向你提交了什么证据，但那肯定是在瞎扯，”博斯说，“他谋杀了丹妮尔·斯凯勒，其他的都是假的。”

肯尼迪并没有回应，但博斯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很惊讶博斯竟然还记得被害人的名字。

“是啊，三十年了，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博斯说，“我还记得唐娜·蒂蒙斯和薇姬·诺沃特尼，你们办公室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给这两名被害人立案。她们也是你们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