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第1 / 3页）
霍普和他的剧团准备在战地演出好几周。和船上所有人一样，博斯一直期待着这位传奇巨星和他的嘉宾——著名歌手和演员科妮·斯蒂文斯——的到来。博斯从电视节目《夏威夷之眼》和《日落大道七十七号》里认识了科妮。
他把那包烟重新装回盒子里后放在身旁，然后接连拿出放着照相机和录音机的盒子。博斯正琢磨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会在哪里时，突然发现纸箱底部放着一些照片和一个放有几卷底片的信封。大概是几十年没见光的缘故吧，这些照片都保存得不错。
博斯小心地把东西装回箱子，然后放下盖子。之后，手电灯光像是照到了什么东西。他认真地查看盖子内侧，把手电筒斜照在盖子的一面，发现内侧木头上有几行污点。博斯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扯下胶带时上面的黏合剂留下的。多米尼克一定在盖子内侧粘过什么东西——多半是照片。
他把两排磁带从箱子里取出，想拿到那些照片。他怀疑多米尼克故意把照片藏在底下，生怕家人在他回家前会把箱子打开。博斯把照片摞在一起，然后从箱子里取出。
手提箱里没有可以移动的木板。多米尼克没有在手提箱里藏东西。博斯觉得这个手提箱有点怪，箱子里没有照片，也没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信件。
总共有四十二张，这些照片反映了他在越南的全部经历。其中有丛林的照片，有白象码头上越南女孩的照片，有博斯认出是“避难所”号医务船上的照片。颇为讽刺的是，其中竟然还有在直升机上飞越丛林和似乎无边无际的稻田时拍下的照片。
博斯在衣服下面找到一个小型盒式磁带录音机和一个照相机，录音机和照相机都放在原包装的盒子里，盒子上还留有岘港军中服务社的价格标签。旁边工工整整地摆放着两排磁带。纸箱里也有条好彩烟和一只之宝打火机，这只打火机已经用过了，打火机上刻着个海军医务兵的臂章。纸箱里有本皱了的托尔金的《指环王》，还有多米尼克在海军服役的不同地方买的串珠项链等纪念品。
博斯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就偷跑回国两次，一九六九年回到洛杉矶和女朋友一起待了五天。六个月之后，尽管和女朋友已经吹了，但他还是回了一次国。多米尼克是在去越南十一个月后阵亡的，这意味着他至少有一次休假，甚至可能有两次。兴许他还偷跑回过加利福尼亚。
看着这些物品，博斯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越南他也读过托尔金的小说。老兵们很喜欢这部小说，这部有关另一个世界的狂想曲使他们脱离现实，暂时忘记了置身战场的事实。博斯看着塑料磁带上的乐队名和歌手名，想起自己在越南也听过同样的音乐：亨德里克斯、奶油乐队、滚石乐队、忧郁蓝调乐队，等等。
但博斯知道拥有便服还有另一个目的。在一年的值勤任务中，每位士兵每六个月有一周的假，每九个月有次备用假期——备用假期得等飞回去的班机上有空位才能享用。军方规定了五个休假目的地，但没一个在美国本土，回国是不被允许的。但带便服的士兵可以在火奴鲁鲁的机场换衣服，然后回到机场登上前往洛杉矶或旧金山的航班——只要能躲过在机场监视的宪兵就行。上前线以后留一头长发对偷跑回国也有好处，多米尼克也许正是为了这个才留的长发。没有胡楂，留着平头的话，即使穿着便服也可能被宪兵认出来。拥有一头长发就不用太担心了。
熟悉的音乐令他想起在东南亚的经历以及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岘港白象码头卖项链的女孩们也卖大麻，她们卖的都是十包装的，能完美地装在香烟盒里，便于在丛林里携带。如果你想多带一点，买个可乐罐假装封好盖就行。抽大麻的现象很普遍，士兵们都这样想：“已经被送到越南了，即便抽大麻被抓又能怎么样呢？”
把拉链拉上以后，博斯把盥洗包放在右边的木头地板上。他把想让奥利维娅允许他带走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接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看上去已经空了的手提箱上面，用手电筒和手指查看下面有没有夹层。他从当兵时的经验知道，有些士兵会把没用过的手提箱的底板取出，把底板放在自己的箱子里，构建出一个秘密的夹层，他们常在夹层下面藏上毒品、未经授权的武器和《花花公子》杂志。
博斯既没按时间顺序，也没按主题把照片摞在一起。这些纷乱的照片再次让他备感亲切。但看到三张几百名伤兵簇拥在“避难所”号上甲板，观看圣诞夜船上鲍勃·霍普和科妮·斯蒂文斯的演出时，他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在第一张照片中，鲍勃和科妮肩并肩站着，科妮像是在唱歌似的张着嘴，前排士兵的目光都很专注。第二张照片拍的是站在船首的众士兵，海的另一边似乎看得见岘港的猴山。最后一张是演出最后霍普和向他们起立致意的观众道别的情景。
博斯不清楚在过了差不多五十年后，实验室能否从头发、牙刷干结的唾液或双面剃须刀留下的胡须中分离出DNA，但他知道血液一定能行。在洛杉矶警察局悬案组时，他办过类似的久远案子，从血液里提取出的DNA证据为案件提供了铁证。兴许盥洗包里的小袋子能给他带来好运呢！他会把盥洗包完好无虞地交到米基·哈勒推荐的一处实验室。只要奥利维娅能把盥洗包借他用一下。
博斯当时就在演出现场。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在地道里被竹枪伤了以后，博斯在“避难所”号上疗了四周伤。枪伤很快治好了，但枪伤引起的感染却迟迟未愈。在医务船上治疗期间，他本已瘦削的身体掉了二十磅体重，但在当月的最后一周，他恢复了健康，在圣诞节之后的那天可以回到服役岗位上去了。
博斯接着把手电筒照向用皮扣扣着的小袋子里放着的一把老式双面剃须刀。剃须刀看上去很干净，但博斯只能看见其中的一面刀锋。他知道剃须刀上如果能找到血迹那就太棒了。往脸上轻轻一割就会渗出血，刀上有血的话，就能鉴定出他想要的DNA了。
纸箱里放的显然是对多米尼克相当重要、希望能在服役临近结束时寄到奥克斯纳德的东西。顶上放着两套折叠好的便服——多米尼克在越南不允许穿的非军队服装——包括牛仔裤、斜纹裤、带领子的衬衣和黑袜子。衣服下面是双匡威鞋和一双闪亮的黑靴子。尽管士兵不允许穿便服，但拥有便服却很普遍。执行完任务回家和到外国城市出差时，如果身上穿着军装，就很可能会和反战的普通市民发生冲突。
博斯打开那条好彩烟，拿出其中一包。和他猜测的一样，里面放着十支用保鲜的铝箔精心卷好的大麻，他想其他几包必定也是一样。多米尼克一定在服役时养成了抽大麻的习惯，希望在回家以后还能有充足的存货。
博斯不知道手提箱里粘着的东西是多米尼克自己拿下来的，还是海军处理阵亡士兵遗物时拿掉的，但他对多米尼克自己寄回家的那个箱子更感兴趣了。他打开多米尼克寄回家的纸箱，拿手电筒照在上面。
博斯觉得这很有趣，因为这让博斯想起了在越南时的记忆，但他在纸箱里没有立马找到能进一步证实惠特尼·万斯是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父亲的证据。这是他上阁楼的目的——证实惠特尼是多米尼克的父亲。如果要向惠特尼报告他的血脉断在西宁省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就必须确保告诉老人的一定是事实。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士兵常常把手提箱当高中时的储物柜用。博斯回想起许多士兵曾把女友、妻子和孩子的照片贴在手提箱里。有时他们也会贴上孩子们寄来的画和杂志的中间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