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第3 / 4页）

“我就见过他一次，”博斯说，“那年我二十一岁，刚从越南回来。”

他走过一幢拥有上百年历史、名叫“美国人”的建筑。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期间，这里是黑人们玩乐的旅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里又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和生机勃勃的朋克摇滚兴起的双重地标。

他指着描述战争的那座雕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博斯作为一名年轻巡警被分到牛顿分局，管辖的区域就包括当时所谓的仓库区。他记得当时的仓库区到处是废弃的空旷大楼和无家可归者的宿营地，街头暴力层出不穷。不过他在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前就被调到了好莱坞分局。走在艺术区，他不禁为这里的巨大改变而啧啧称奇。壁画和涂鸦有所区别。两者可能都称得上艺术，但艺术区的壁画非常美丽，和几天前他在奇卡诺公园看到的那些壁画展现出相似的精细和想象力。

“我找到他，”博斯说，“去了他家。很高兴我去见了他。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

“这些雕像很美。”他说。

他在琢磨该怎么办的时候，听见有人上了电梯井旁边的楼梯。一个女人一手拿着一杯冰咖啡，一手拿着一串钥匙出现在他面前。她穿着套工作服，脸上戴着个包到下巴的大口罩。看到有个男人站在门口等，女人面露惊奇之色。

“谢谢你。”维比亚娜说。

顶楼的大厅旁分出四套生活和工作合一的公寓。四楼D室门的下半部分有张明显是小孩搞恶作剧贴的卡通贴纸——博斯觉得这应该是维比亚娜儿子的杰作。贴纸上的牌子上写着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接待赞助人和作品参观者的时间段。周三的时间段是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博斯早到了十五分钟。博斯想直接敲门，因为他不是为了看画来的，但博斯希望在决定该如何告诉这个女人她也许是一笔后面带着无数个零的巨额遗产的继承人之前，先对这个女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没见过我父亲。”博斯说。

如今艺术区面临着伴随成功而来的许多问题，也就是中产阶级化的迅速蔓延。过去十年，这一区域引来了追求巨额利润的大开发商。一平方英尺的土地所卖的价钱不再是按美分计算，而是按美元计算。许多新来的租客是在中心城区和好莱坞工作的高端人士，根本不知道点彩和用画刷画画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了许多拥有名厨的高级餐馆，光是停车给侍者的小费就比原先艺术家们在这里的咖啡馆吃一顿饭要多。艺术区已经远远不是过去那个贫困艺术家的避难所了。

“很小的时候我应该还见过我爸爸一次，但我不记得了。之后他就死了。他是在你去的越南牺牲的。”

艺术区不仅仅是个住宅区，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化身。近四十年前，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开始搬进二战前曾兴盛一时、后来被废弃的几百万平方英尺的厂房和水果运输仓库。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在这儿买上一平方英尺的地皮，于是洛杉矶最知名的艺术家纷纷聚集到了这里。洛杉矶的艺术启蒙运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初，那时艺术家们在包装水果的板条箱和盒子上画上缤纷的图案，这些板条箱和盒子被运送到全美各地，让一种独特的加利福尼亚风气盛行起来，大家都说西海岸的生活很美好。这个因素和其他众多因素合力促成了当时的西迁浪潮，使得加利福尼亚州现在成了全美人口最为稠密的州。

“我为你感到遗憾。”

博斯的腿仍然因为两个晚上之前那段上坡跑而疼得不行，因此不想走楼梯。他上了一部有下拉门的送货电梯，电梯以龟速把他带上四楼。电梯有他的客厅那么大，他为一个人乘这么大的电梯感到有点难为情，觉得自己耗费了太多的电量。这显然是纸箱厂大楼当初的一大设计元素。

话一出口，博斯就被自己吓了一跳。他没想借自己的身世引开话题。雕塑所展现出的力量使他情不自禁地说出来了。

门口没有警卫，大门也没上锁。博斯走进一个狭小的前厅，前厅上有块牌子写明了艺术家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公寓号码。博斯发现贝拉克鲁斯的名字旁写着四楼D室。他还看到一块社区公告牌上写着几个就租金稳定问题以及抗议市政厅发放建筑许可证召开租客会议的通知。公告牌下方签了些名字，博斯在其中发现了潦草的“维”字。公告牌旁贴了张宣传单，说周五晚上要在四楼D室放映纪录片《年轻的土耳其人》，宣传单上说电影是关于七十年代艺术区是怎么创建的。“看看在陷入贪婪的泥沼之前这个地方是怎样的！”宣传单上鼓动道。看来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继承了母亲身上的特质，也是个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

“我很抱歉。”她说。

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对街原来的纸板厂大楼里工作和生活。许多贴有做加利福尼亚电话卡用的标签的打蜡水果箱就是在这个工厂生产的。大楼有四层，砖墙饰面和仓库的铁框窗依然完好无损。入口旁的铜牌写明了这幢大楼的建造年份是一九〇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