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第1 / 2页）

博斯相信受害人还不止这些。单单在圣费尔南多的人口中，估计就有五千个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中有一半是女人，其中许多人在遭到侵犯后不会打电话找警察。另外，这个以强奸为乐的家伙似乎也不可能单单在圣费尔南多这个小城里作案。四个已知的受害人都是拉丁裔，外形都很相似：棕色的长发，黑亮的眼睛，苗条的身材——所有受害人的体重都没超过一百一十磅。毗邻的两个洛杉矶警察局的分局拥有更多的拉丁裔人口，博斯相信，在那两个分局的辖区一定能找到更多的受害人。

在贝拉的问询下，受害人告诉他们，她的手机上装了一款手机应用，这款应用能跟踪她的生理周期，算出每月最容易受孕的那天。知道哪天最容易排卵以后，受害人会把具体日期记在冰箱门的日历上。每个月受害人都会在那个日期的上面标上一颗红心或“宝宝时间”这样的记号。这样丈夫就能了解到这个日期的重要性。

发现案子间的关联以后，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时间基本都花费在了与圣费尔南多谷周边芝加哥警察总局各个分局抢劫和性侵调查组的警探联络上。与此同时，博斯也和附近伯班克、格伦代尔和帕萨迪纳的警察局一直保持联络。他对割破纱窗或纱门以及用到面具的悬案都非常感兴趣。迄今为止，博斯还没得到任何反馈，但他知道必须让警探们关注这个案子并进行调查，也许要让记事的合适警探知道。

这是条新线索，新线索的出现让博斯和贝拉怔了一会儿。这个受害人证实，她丈夫那天的确想早点从银行回家，带着想能让她怀上孩子的愿望和她共度一个浪漫之夜。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割纱工”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

得到局长的同意，博斯还联系了在联邦调查局行为分析处担任资深侧写师的朋友。博斯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梅根·希尔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时候，两人一起合作过好几件案子。梅根现在已经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在纽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担任法医学教授。梅根同时还做私人侧写顾问业务。梅根同意研究一下博斯的案子，收费优惠，博斯把“割纱工”案子的资料打包寄给梅根。博斯特别想知道强奸犯的动机和心理。“割纱工”进行跟踪时为何要考虑潜在受害人的排卵期？如果想让受害人怀孕，他为何会选两个服用避孕药的女人？博斯感觉对嫌疑人的推断有所缺失，得找个专业侧写师帮忙分析才行。

最后一个受害人是前一年的二月遭到性侵的。当时她十六岁，总统日放假独自待在家里。女孩说十四岁时她被诊断出患有幼年型糖尿病，她的月经周期会对胰岛素的需求量有所影响。她在卧室门上挂了一本日历，她和她妈妈可以通过日历上标注的月经周期准备需要服用的胰岛素剂量。

第二位和第三位受害人在接受问询时表明，她们都服用过挤压式数药盘分装的避孕药，其中一个女人把装药板放在药柜里，另一个把装药板放在床头柜里。避孕药可以控制排卵期，数药盘和药片的不同色标经常被用来记录这五到七天的日子。

性侵在时机上的相似性非常明显。所有受害人都是在其排卵期遭到性侵的——女人们最容易受精的时段。在博斯和贝拉看来，这一点可以表明，这四起案子情况都是如此，这绝非巧合。他们的脑海中慢慢浮现出了强奸犯的身影。罪犯显然仔细挑选了实施犯罪的具体日期。既然有关受害人生理周期的信息都能在家里找到，强奸犯想必已经提前知道了具体的信息。这意味着作案人偷偷跟踪过受害人，很可能事先潜入过受害人家中。

对其他受害人进行问询以后，他们发现“割纱工”的行为模式中又有了新的诡异之处，博斯和贝拉的理论被证实了。在每起案件中，受害人家里都有揭示女主人月经周期的标志。而且，性侵往往都发生在女人生理周期的排卵阶段。

另外，从对强奸犯的描述来看，很容易看出强奸犯不是个西班牙裔。两个不说英语的受害人说，强奸犯用西班牙语对她们下命令，但西班牙语显然不是他的母语。

她详细地描述了罪犯的性侵过程，她告诉博斯和贝拉，她本想通过谎称自己正在经期以劝阻对方。对方却回答道：“你没在经期，你和你丈夫想要个孩子，你丈夫会早早回家和你做爱。”

梅根过了两周才回复博斯。梅根对案件的评估表明，作案人并不是想让受害人受孕而挑选的性侵日期。事实恰恰相反，他追踪受害人及之后性侵的细节表明，他对女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对女性经期流血的身体特征非常厌恶。他之所以选择受害人排卵的日子性侵是因为他觉得这天在女性生理周期中是最为干净的一天。从心理上而言，这是性侵最为安全的一刻。梅根在侧写上补充道，强奸犯是个自恋的捕食者，智商比一般人要高。另外，强奸犯很可能拥有一份对智商要求不高的工作，使雇主和同事都觉得他行事低调。

受害人仍然因为四年前的性侵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尽管心理创伤还在，她已经能让自己更坦然地讲述生命中最糟的一小时了。

罪犯对规避警察识别身份和追捕的能力有着相当的自信。在发生的这几起案件中，其在做计划和等待时都小心翼翼，但每次都会在受害人身上留下精液，似乎又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梅根认为作案人不是想让受害人怀孕，而是意图奚落对方。罪犯向博斯提供了所有给他定罪的证据，博斯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

他们按性侵发生的先后时间安排问询。第一个受害人的案子没有收集到DNA证据。最初的调查报告解释说，受害人害怕怀孕，因此在被强奸后马上就洗了澡，并清洗了阴道。受害人和丈夫此时正想要个孩子，受害人知道当天正巧是她排卵最活跃的日子。

博斯和贝拉讨论了一番，两人都觉得强奸犯之前应该去过受害人家里，可能偷偷跟踪过受害人，也可能是受害人的亲戚朋友、修理工或其他人。

案子之间的联系令人震惊，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博斯作为志愿警探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之前，这里的警察为何没有把几起案件关联起来。问题根源于警察局的预算缩减。性侵案正巧发生在警察局规模缩减的时候，侦查处剩下的人有更多案子要查，处理每起案子的时间就变少。四起强奸案最初由不同的警探接手。后两起发生时，调查前两起案件的警探都已经离职了。没有人对发生的这四起案件具有宏观的理解，侦查处也缺乏持续的监督。因为没有警督，督察的工作只能由特雷维里奥警监负责，但特雷维里奥还要负责局里其他部门的工作，不可能知晓每起案件的情况，更别说了如指掌了。

博斯不知道遛狗的十五分钟是否足够让“割纱工”闯入房子，看到冰箱上的日历理解其含义，从而能说出那句关于受害人和丈夫晚上计划的话。

三起收集到精液的案件的DNA鉴证结果显示，作案的是同一个人。博斯找到的案件关联被证实了。毫无疑问，有个系列强奸犯四年内在圣费尔南多小城至少犯下了四起案子。

遇袭那天受害人出门在附近遛狗，但离家没超过十五分钟。出门时她一直带着手机。遛狗回家的时候，“割纱工”已经潜入她家在等着了。在刀锋的逼迫下，受害人把狗锁在浴室，被带进卧室遭到性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