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第2 / 2页）

博斯只能继续干等着。强奸犯的DNA不在罪犯的DNA数据库里。罪犯从没被提取过DNA。除了精液以外，他没有留下指纹和其他证据。博斯在圣费尔南多和其他地方没有找到另一件相关的案子。关于是否要向公众披露案情、向市民求助的讨论被局长暂时搁置了。这是执法上的一个老问题了：向公众披露案情能获得破案的突破性线索，从而抓到罪犯，还是会打草惊蛇，令罪犯改变作案模式，将恐怖的魔爪伸向其他地方毫无戒备的社区？

洛杉矶县法医处和洛杉矶警察局的法医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一幢楼内，博斯利用以前处理悬案时的关系加速了最近两起案件的鉴证进程。在等待他认为能直接将几起案件关联起来的鉴证结果时，他要求对受害人进行问询。四个受害人——三个二十来岁的女士和一个刚到十八岁的女孩——都同意和警探见面。两起案件的问询工作博斯不得不交给贝拉·卢尔德警探来做，因为这两个受害人更愿意用西班牙语进行交流。在九成人口是拉丁裔的城市，市民的英语程度区别很大，这对博斯的办案是很不利的一点。博斯的西班牙语口语还过得去，但在和受害人交流时，言语间的细微差别都可能很重要，因此博斯需要把西班牙语当成第一语言的贝拉到场帮忙。

对于“割纱工”的案子，博斯和贝拉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贝拉希望对公众披露，她认为即便找不到线索，能把强奸犯赶出圣费尔南多也好。博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暗中调查。他觉得向公众披露的确能把作案者赶出圣费尔南多，却无法制止受害人增多的势头。捕猎者在被抓前不会收手。他们会调整作案模式后继续犯罪，像鲨鱼一样扑向下一个受害人。博斯不愿把威胁转到另一个社区。他觉得应该趁作案人活动频繁的时候在圣费尔南多把他抓住。

找到这些共性以后，博斯便致力于对这四起案件的调查，他很快发现，尽管四起案件中有三起收集到了嫌疑人的精液，但洛杉矶县法医处只分析了其中一起的证据，提交给州里的和全美的DNA数据库做比对。最近两起强奸案的DNA鉴定因为上交的证据积压太多而被推迟了。还有一起案件是受害人第一次主动报案，尽管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便到现场收集证据，但在阴道擦拭时没有收集到DNA。受害人在报案前洗了澡，把阴道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

可两者之中谈不上哪个是正确的，局长似乎还在等待，希望博斯在下一位受害人被性侵前取得进展破案。博斯很庆幸不必由自己来做决定。他想这就是局长能挣到大钱，而自己只能义务劳动的原因所在。

梅根同样注意到罪犯在现场留下可供检验的证据，觉得这有些突兀——为何用面具隐藏住自己的脸部特征，却要留下精液呢？她觉得罪犯也许是受害人以前见过的人，或性侵后会以某种方式与她们发生联系，也许他想通过再次接近受害人得到些满足。

博斯和贝拉在开启和每个受害人的对话时，都会首先向她们保证这个案子的调查仍然在进行，而且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调查的重点。

梅根·希尔的侧写报告以一个不祥的警告结束：

但进一步的问询除了会揭开受害人心中的伤口，还有助于找到调查的重点，突出确认“割纱工”身份并将其逮捕的迫切性。

如果摈弃罪犯的动机是生孩子（使受害人受孕）的想法，认定性侵是受仇恨所驱动，那么作为一个捕食者，他的作案方式显然还会发生演变。从强奸变成杀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这些案子有五处相似的嫌疑人行为，每一个单看起来都并不罕见，但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起来，会发现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强奸犯所为。这些案件中，强奸犯通过后门或后窗进入受害人的家，他不是移去纱门或是纱窗，而是把它们割开。四起案件都是在正午前后的五十分钟内发生的。强奸犯没有命令受害人脱去衣服，而是用刀划开受害人的衣服。强奸犯在四起案子里都戴上了面具——在两起中用了滑雪面具，第三起戴上了万圣节的猛鬼面具，第四起戴的是墨西哥职业摔跤手的比赛面具。另外，强奸犯没有用避孕套或别的方法避免留下DNA证据。

博斯检查了邮箱，发现“割纱工”的主题栏下面没有新的邮件。失望中他关上电脑。博斯把笔记本放回口袋，思忖着特雷维里奥在隔间里闲荡时是否看到了他在笔记本上记下的内容。特雷维里奥过来的时候，笔记本正翻开在记着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的名字的那一页。

“割纱工”案是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公开的性侵案记录中找到的一起系列强奸案。在老监狱里梳理文件时，博斯发现自二〇一二年开始的四起案件在作案手法上是相关的，但此前似乎没人把它们联系起来。

他既没劳神对特雷维里奥说再见，也没有在门边的公示板上写下离开的时间，便离开了侦查处办公室。

每次问询完以后，博斯都会感到很压抑并联想起自己的女儿。他忍不住会去想，性侵会给女儿造成怎样的影响。每次结束以后，他都会在一小时之内给女儿打电话，确保女儿安然无恙，可在电话中却无法对女儿说出打这通电话的真正理由。

梅根的警告使博斯和贝拉加快了办案节奏。他们向地方和国家的执法机构又发了另一组邮件，在邮件里附上梅根的侧写报告。在圣费尔南多当地，博斯和贝拉打了很多电话，试图在有很多案子要查、时间却相对很少的情况下，打破警探身上典型的执法惰性。

这份文件成了新一轮调查的中心，调查到的内容同样地悲伤和可怕。四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被陌生人强奸，尽管案发已经四年，但四起案件的受害人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尚处于恢复过程。她们生活在罪犯的阴影下，生怕他哪天会突然回来，没有一个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其中一个结婚了，正试着怀上孩子。但施暴者的罪行改变了这段婚姻，在博斯展开问询时，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

可他们得到的反馈却很少。洛杉矶警察局北好莱坞分局一个办理抢劫案的警探报告说，他碰到的一起悬案发生过割开纱窗的情况，但并没有出现强奸。警探说受害人是个二十六岁的西班牙裔男子。博斯让警探找到这位男子，问对方有没有女友或妻子，询问她是否因为害怕或不好意思没有报告被性侵的事情。一周后，洛杉矶警察局的警探来了回复，他说公寓里当时没有住着女人。这显然是个无关的案子。

每次和受害人会面时，博斯都会带上一份洛杉矶警探处理暴力案件时用到的受害人调查问卷。这份九页的调查问卷旨在帮助辨别罪犯注意受害人的趋向。这份问卷对系列犯罪的调查很有用，尤其在对犯人做侧写上非常有用。博斯从好莱坞分局调查性犯罪的友人那儿要来了这份调查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