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精神病人（第2 / 14页）

“是，这个我不否认！”凌漠辩驳道，“但是精神病鉴定之后呢，应该反复考证鉴定的合理性，而不应该像你说的那样，因为别人比自己专业，就轻信专业人士。反复考证才是真正的正义。”

“可是，作为外行人，我们去‘考证’内行人的鉴定意见，这个似乎不妥。”萧望说，“尊重专业，才是真正的正义。”

“准确来说，我和老师都不算是外行人。”凌漠说，“试一试，并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我刚才说了，他可能精神上正常。”凌漠反驳道。

“看那笔记，就是没病。”萧朗说。

“还有就是我之前一直强调的‘社会功利性’。”凌漠说，“如果是意识不自知的人，很难做出有明确社会功利性的行为举动。你还记得组长和我们说的故事吗？当年在那个山洞里，有麻绳。你说，杀人就杀人，为什么要带麻绳？”

萧望摸着下巴，说：“既然有专业的精神病鉴定部门，那就应该以法律文书为主，合不合理就不是我们该考量的事情。”

“如果没有互相监督、环环相扣，仅仅是自己干自己的事情，那还有真正的正义吗？”萧朗抢着说道，“无论有多么专业的鉴定文书，那也要办案机关予以采信，才能有法律效力。”

显而易见，从当年守夜者组织被停职开始，虽然没有撤销该组织的命令，但是一直也没有恢复行使职权的命令，直到前不久的大沙盘演习。而在这漫漫二十几年的时光里，守夜者的老成员们几乎全部离开了组织。

尤其是到1996年《刑诉法》修正案颁布实施后，那些持有“处决派”意见的成员更是纷纷辞职，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自谋职业。

唐骏也是在那段时间里辞职，并应聘到大学去担任心理学副教授的。而另一些守夜者组织成员，不愿意离开警察队伍，也不可能在这个名存实亡的组织内部闲着，所以通过组织程序，调离当时的岗位，到公安机关其他岗位上，继续做着“背抵黑暗、守护光明”的活儿。萧闻天就是如此，虽然当年因为押解过失受到组织上的严重警告处分后，他离开守夜者组织，去南安市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他破案无数、功勋累累，也最终成为南安市公安局的局长。

不论寻找了什么样的出路，在1996年3月份左右，守夜者组织就处于完全解散的状态了。而五十二岁的守夜者组织组长傅元曼，在受到记大过处分、降职降级处分之后，也办了病退的手续，成了一个空壳组织唯一坚守的光杆司令。

这些材料，把大家拉回了那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代，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当年法治精神争议过程中的硝烟，更是让大家回顾了守夜者组织衰败的历史原因。现在年轻的他们需要重拾组织荣耀，却不知道自己能否沿着先辈们的足迹，继往开来。

“可是法律采信了。”萧望说，“法官的判决依据就是这份鉴定书。”

萧望继续说：“我们与其质疑精神病鉴定，不如继续固定我们现在的线索。”

“这倒也是。”萧朗说。

“我还是需要争取一下去询问杜舍的机会。”凌漠再次转头对萧望说。

萧望想了想，说：“凌漠，当年守夜者涣散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问题。杜舍该不该进行精神病鉴定而获得免死金牌，当年是有争论的。现在的守夜者当然知道程序正义一样重要，精神病鉴定是当事人权利，当然要保证。”

“我总觉得，当年董乐的调查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凌漠说，“以现在的心理学理论看，确实只能证明杜舍有着明显的人格缺陷，心理是很有问题的。但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他的精神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管你的意见正确与否，我们还是得考虑法律时限的。”萧望说。

“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可以通过询问杜舍来获取哪怕一丁点儿的信息？这也比毫无抓手要强得多。”凌漠说。

“对对对，问一下总比不问强。”萧朗此时已经忘了之前也反对过凌漠这个建议的事情了。

“问一个精神病人几十年前的故事？我担心会误导侦查。”萧望迟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