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血色骨灰（第3 / 16页）

实际情况是，殡仪馆筑了水泥墙，墙上密集排列着数十、数百个用于安放骨灰盒的龛。寄存骨灰盒的家属可以花钱租用一个龛，并且在龛顶刻上逝者的名字，把骨灰盒摆放在龛上，这样既显得严肃庄重，也方便逢节祭拜。

“怎么会？”萧望笑了笑，说，“他乘车或者开车的。不过，他自己没有私家车，所以打车的可能性很大。”

寄存墙本身就被打扮得阴森恐怖，再加上数千年来的封建迷信，自然不会有谁闲得发慌，去找寄存墙的麻烦。

这一年，因为傅元曼忙于投身配合警方的大型打击犯罪的行动，所以这一起案件的主角是董连和。一直作为组织成员里“和事佬”的老好人董连和也正是因为此案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从傅元曼巨大的背影里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命案？”唐铛铛说。

在警方忙忙碌碌处理各种刑事案件的时候，《南安晚报》的一则报道引起了南安市的轩然大波。在那个年代，没有新媒体，没有自媒体，电视机更是奢侈品，所以人们获取社会资讯的方式几乎全部都依靠报纸，那也是纸媒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时代。受警方严厉打击犯罪的影响，当时社会几乎可以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所以，南安市最大的纸媒报道出的一则吸引人眼球的资讯，迅速成为整个南安市街头巷口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大小姐，既然这么精心预谋，那肯定是搞死了再装箱啦。”萧朗说。

这件事情恰巧发生在《南安晚报》的一名社会资讯版记者的身上。

“可惜现在还是不够立案条件。”凌漠说，“毕竟现实不是写小说，写小说的话，这情况就该抓人了吧。”

“谁家大小姐？她可不是我们家的。”萧望笑吟吟地开着万斤顶向出租车公司驶去。

“程序正义是前提。”萧望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依据。”

“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大小姐是怎么做到的？”萧朗拿着一份印有七十三个车辆号牌的纸，说，“那么模糊的监控，这么快就能处理出这么多！我们家大小姐实在是太牛了！”

“孩子们，刚才我在外面听你们说，烧成骨灰很难对吗？”傅元曼突然推门走了进来，满脸笑容地说，“这让我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桩旧案子，睹物思人啊，我来和你们说一说。”

“装箱子里，还能挣扎吗？”唐铛铛弱弱地问。

记者叫何老三，虽然名字很有乡土气息，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学究，也是《南安晚报》的资深记者。时值清明，何老三带着一家老小到殡仪馆去祭拜已经过世数年的父亲，可是在骨灰盒寄存墙处发现了异常。

“知道预谋作案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凌漠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个黑影就是阮风，即便能确定就是阮风，咱们也不能确定箱子里的是赵金花。”

虽然从1956年开始，国家就已经进行殡葬改革，希望能变土葬为火葬，但是，直到1985年，国务院才颁布规定，首次规定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推行火葬，并有强制性条款。不过在1983年，火葬的意识已经在南安市落地生根了。因为还没有现在的集中公墓管理模式，所以一些不拥有自留地的城市人口在火葬后，会将骨灰盒寄存在殡仪馆。中国人虽然对骨灰盒很讲究，但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约束下，绝大多数老百姓的骨灰盒也不过就是个木头盒子。盒子不值钱、骨灰更让人避之不及，所以既然不是什么宝贝疙瘩，殡仪馆也不可能去安排保险柜来寄存骨灰。

“下一步怎么办？”萧朗问，“这家伙拖着箱子进来，显然就是预谋作案了啊！”

“铛铛，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能给我们处理出所有特定时间在特定区域出现的出租车的车牌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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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让出租车司机记住一个人的脸不容易，但是记住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还是有希望的。”凌漠说，“毕竟事情只经过了两天。”

1983年，守夜者组织成立34周年，也是守夜者组织战功累累、最受到部领导青睐的一年。这一年，准备接任守夜者组织负责人职位的傅元曼三十九岁，而他最得力的助手——董连和，三十七岁。

“现在是这样考虑的。”萧望支持弟弟的观点，“但是没有任何依据。所以，我们下一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出特定时间点，两个监控之间所有通过的出租车，然后去走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