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十六、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第2 / 2页）

一九六四，我搬到台北定居、我离婚、我疯狂般地写作、我在两大刊物上同时刊出连载小说，我还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只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地、笃定地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这四本书分别是《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几度夕阳红》。我把四本新书带到母亲那儿，一字排开，排在母亲的书桌上面，我抬眼看着母亲，终于透出一口长气，我说：

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虽然我一直让你失望，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我恋爱结婚离婚弄得乱七八糟，虽然写了一本让你们伤心的《窗外》……但是，我总算坚持着我从小就有的梦，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妈妈，”我郑重±也说，“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你用得起的！将来，你要用多少人，你都用得起的！只是，你必须坐在桌子前面，去努力地写！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哀悼你的婚姻或过去！”

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他走了。我呆呆怔着。然后，我拉着儿子，飞奔上楼，打开稿纸，去拟新长篇的“人物表”和“故事大纲”。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

第二天，“阿可”来到我家，是个二十几岁的苗栗姑娘，她来帮我做家事、带孩子、烧饭、洗衣服。（阿可在我家，足足做了二十年，到四年前才“退休”回老家。）我一头栽进我的书房，夜以继日地写我的新长篇。

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

母亲默默地看着我，终于笑了。这个笑容，实在“难得”呀！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

一九六四年年底，《菟丝花》出版，接着，《潮声》出版。我的书都由皇冠出版，一整年中，皇冠就忙着印我的书。那年，我是二十六岁，距离为了一张数学二十分的通知单，而仰药轻生的时期，足足隔了十个年头！这十年，我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挨过了多少痛苦艰辛。但是，二十六岁的我，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方向！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新长篇“如期”在“联副”刊出，书名是《菟丝花》。《几度夕阳红》并没有因而停止，它继续在《皇冠》上连载。鑫涛说对了，我做得到，我也做到了。虽然，两部小说写到后期，我必须用纱布缠住我肿痛的手指，勉强握着笔去写，但是，我并没有马虎，我很用功地写完了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

“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一九六四，真是我生命里很奇异的一年！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只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