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第2 / 5页）

“你别花钱，你的经济情形我很清楚……”嘉文说了一半。

一段小小的停顿，接着是她的一声叹息——不知为何而发，满足？愉快？无可奈何？她的声音又轻柔地响了起来。

“你们谈得很好，我说什么呢？”

“到上海之后，我们毗屋而居，我和嘉文成天在一块儿玩，扮家家、跳绳、踢毽子……杜伯伯常常含笑望着我们，对爸爸说：‘我们结成亲家吧！看他们不是标准的一对吗？’那时，爸爸在上海×大当讲师，我们的生活仍然很苦，杜伯伯时常接济我们。”

可欣淡淡地笑了一下。

她垂下眼睛，望着地上水光中的倒影，继续说下去。

“老实说，对你还没什么，每次看到你父亲那一脸的焦灼，我心里可真不是滋味。”纪远把橘子塞进嘴里，看了可欣一眼，“可欣！”他喊，“你为什么默默无语？”

“是么？”嘉文也打量着可欣，迟疑地说，“我以为……”

“怕你忘了呀！”可欣说着，向门口走去。跨出房门，才又笑着回头抛下了一句：“明天见！”

“你该让可欣在外面走走，别把她关在医院里，你住院半个月，她大概起码瘦了三公斤。嘉文，你太自私了！”

医院外面，细雨绵绵密密地洒着，空气冷而凝重，街道在雨的洗涤下闪着亮光。暮色已经很浓，和蒙蒙的雨雾糅在一起。纪远和可欣沿着人行道，并肩向前面慢慢地走着。可欣有一把小小的黑色雨伞，纪远帮她拿着，雨伞偏向了可欣，他那宽阔的肩头，有一边仍然浴在雨雾里。

纪远的视线转向可欣，仔细地、锐利地对可欣打量了一番，然后转向嘉文说：

“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和杜伯伯一起迁往重庆，所有的旅费，也全是杜家资助。爸爸是个糊糊涂涂的书呆子，不大注意这些事情，妈妈总是于心不安。嘉文从小就死去了母亲，妈妈常把他当自己儿子一般，揽在怀里说：‘嘉文，给我做女婿吧！也等于是我的孩子了！’也常常对我说：‘可欣，好好和嘉文一起玩，一起做功课，我把你给杜家做媳妇吧！’于是我和嘉文背着人，总是亲亲热热的，像一对小情侣。在我心里，很小就知道这件事实，我终将属于嘉文。”

“你又来了！”嘉文说，“你到底要说多少个抱歉才够？”

纪远的眼睛更深沉地注视着前方，默然地不发一语。

“算了！别提那个！”纪远打断他，“钱是一件讨厌的玩意儿！”拍了拍嘉文的肩膀，他用充满歉意的声调说，“嘉文，这次猎枪走火的事件，我实在抱歉透了！”

“由重庆而台湾，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爸爸的事业有了发展，和杜伯伯却反而疏远了，但是，我和嘉文没有疏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感情也一块儿增长。他有了任何烦恼的事情，必定先跑来告诉我，我也一样。在我十六岁那年的夏天，他就偷偷地吻过我，那是个美丽的黄昏……”她微笑了起来，笑容里竟莫名其妙地带着抹近乎凄凉的无奈，“是的，那是个美丽的黄昏，在他家的长廊下，他偷偷地吻我。我们紧张得牙齿碰了牙齿，谁都不知道接吻是怎么回事。但，却让我脸红心跳了好几天，我们悄悄地勾了小指头，发誓非卿不娶，非君莫嫁。他把棕榈树的叶子撕开，编成一枚小戒指送给我，告诉我，他用这枚小戒指，圈定了我的终身。”

路很长，也很静。他们默默地迈着步子，谁都没有叫车的意思。雨滴在伞面上聚集，从伞檐上滚落，纷纷乱乱地迸跳，跌碎。纪远一只手握着伞，一只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嘴唇闭得很紧，眼睛定定地望着前方被雨雾封锁的街道，像在沉思着什么特别深奥而难解的问题。

“可欣在看。”

“我和他从小就认识。”可欣突然开了口，声音是轻轻的、柔柔的、不慌不忙的，仿佛想寻回一点什么，“据说，我母亲未嫁之前，家里非常富有，而嘉文的父亲却落魄不堪。我的外祖父收留了杜伯伯，给他受了教育，以后，他离开我外祖父的家，到上海去了。他在上海卷进了金融界，事业非常顺利，我外祖父却在几次金矿的投资中破了产，母亲嫁给父亲之后，生活更苦不堪言。等外祖父逝世，杜伯伯就写信给我父亲，要我们从北平到上海去，他可以帮我父亲找到工作。我们去了，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嘉文——我四岁，他六岁。”

“随便谈谈呀！”纪远拿起了桌上那本书，“《安娜·卡列尼娜》。”他念着，看看嘉文，“你在看吗？”

雨无边无际地洒着，轻飘飘的，冷幽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