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这些语言（第1 / 3页）

在这样一个彰显词语价值的盛会，我演讲的主题是，今日的主流标准如何以方便快捷之名贬损了词语与思想。我会讲到商业因素，它们向其他文化、语言与思维方式紧闭了大门。今天，词语日渐丧失诗意的维度，无法承载一个不同世界的乌托邦梦想。

让人类存续至今的并非只是智慧，而是我们创造多样性的能力。今天的这个系统仅以收益与成功便捷来做出选择，它否定了多样性。非洲人又一次成为“他者”，卖得不多，买得更少。无法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尤其是以葡语书写的作家）置身于边缘的边缘，在那里，词语唯有斗争，才不至于湮于沉默。

亲爱的朋友：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但是，它们并非只“用来”，而是超越了功用层面。有时，语言让我们存在。有时，语言让我们不存在，故事中让妻子沉睡的男人便是这种情况。在我们所讲的一切之中，我们出生，我们死亡，即便身体消散之后，我们仍绑缚在语言上。甚至是那些从未出生的人，甚至是作为词语的愿望或对沉默的思念而存身于我们之中的人。

一种功利而又化约的理解支配了我们的生活，将语言化作语言学家才可以操作的技术问题。然而，我们所知晓的语言——甚至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总可以被支配我们意识的理性思维捕捉到。总有一些东西脱离了标准与法则。这一逃逸层面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最为着迷的。词语的神圣使命驱动着我，它不仅仅命名，而且创造并施予魔法。

米亚·科托

在一篇我从未发表过的小说中，我写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为了舒缓无法忍受的痛苦，请求丈夫给她讲一个故事。他刚刚开始讲，她便打断了他：

“不，不是这样。我希望你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来讲。”

“不懂的语言？”

“任何不存在的语言都行。我太需要什么都不懂了！”

日常生活中用以交流的集体法则制约着我们所有人。但写作者总希望说出的事远离庸碌。对于交流，我们的世界并非手到擒来。我们的孤独也并非一贯如此强烈。从来没有很多条道路。我们也并非不曾造访过很多地方。

我是生物学家，我曾造访过我国的草原。在这个地区，我遇到了不会阅读的人。但是他们会阅读他们的世界。在这个其他智慧构成的宇宙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文盲。我不会阅读大地、树木与动物的指示。我不会阅读云彩，也不能读出雨的预告。我不会与死者交谈，我失去了与祖先的联系，正是他们给了我们永恒之感。在造访草原之中，我逐渐学会了敏锐，帮我出离自己，远离自己的确信。在这块土地，除了梦，我一无所有。我是可梦之人。

莫桑比克是一个广袤的国度，既广且新。这里有二十五种不同的语言。自1975年独立伊始，葡语便成了官方语言。三十年前，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说葡语，而讽刺的是，这门语言借自殖民者，却最终否定了殖民历史。三十年前，几乎没有莫桑比克人的母语是葡萄牙语。现在，12%的莫桑比克人将葡语作为第一语言。相当多的人能听懂或会说葡语，只是在葡语的规范之中深深打下了非洲文化之根的烙印。

丈夫心里想：人怎么会说一种不存在的语言呢？开始，他只能含糊地发出几个奇怪的单词，他觉得太荒唐了，因为这仿佛证明了他无法当一个人。然而，对于这种没有规则的语言，他慢慢地应裕自如了。他不知道是在说话、唱歌还是祈祷。他停了下来，发觉妻子睡熟了，脸上犹停驻着最平和的笑容。后来，她坦然对他说：呢喃带给她拥有记忆之前的回忆，也为她带来了睡意的安适，正是这睡意连接着我们与我们存在之前的一切。

童年里，我们所有人都曾体验过这最初的语言，这是一种混沌的语言。我们都曾安享一个神圣的时刻，在那一瞬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所有的生命，而彼时，世界依然在守候一种宿命。这种与畸形而又混乱的世界间的联系被乔伊斯称为“混沌理论”。朋友们，正是这种联系促成写作之事，无论身处哪块大洲，无论归属哪一个民族、语言与文学体裁。

我认为，身为诗人与小说家，我们所有人都从未停止追随这原初的混沌。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返回混沌，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从一种语言中出离，从而，所有的语言都成了我们的语言。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梦那不可能的陊译者。实际上，梦向我们讲述着任何词语都不会说出的东西。

作为梦的生产者，我们的任务是激励这不可说出的语言，在这盲目的语言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拥有所有的名字。病入膏肓的女人的乞求正是我们所有人的期盼：取消时间，让死亡安睡。

我来自非洲。也许你们期待我利用这次讲演来诉苦、指责别人或是推卸我身边人的责任。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我想说的是，某种进程造成了非洲的贫困，如今，它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阉割我们作为故事创造者的普遍与普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