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这些语言（第2 / 3页）

晚上，一群老人来敲我的房门。他们让我召集那群外国人，把野猪这个问题说明白。顾问们都来了，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

“因为野猪那件事。”

“野猪怎么了？”

“野猪并非只是野猪……”

“那到底是什么？”他们问道。一个东西无法同时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他们太笃信这个了。

这种变迁让不同的世界狭路相逢，而不同并非仅体现在语言上。语言存在，构成了更为辽阔的文化宇宙。有人为了保卫濒死的语言而斗争。这种斗争功德无量，不禁让人想起我们生物学家挽救濒危动植物的行为。但是，倘若其扎根的文化能保持活力，语言便可以被拯救。一如物种，唯有在其栖息地与自然进程得以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够拯救。

唯有文化保持创造性，唯有文化不断变化，唯有文化与其他文化对话、融合，文化才能存续。语言与文化就像生物体：交换基因，创造共生，回应时间与环境的挑战。

在莫桑比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相遇与离别在升腾与悖论的熔炉中试炼。在不同世界的互译之中，语言并不总可以成为桥梁。比如说，自然、文化或社会这种在我们眼中习以为常的概念却很难找到对应。有时，在当地语言中，没有可以表达这些概念的语汇。有时恰恰相反，在欧洲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可以对译莫桑比克文化中的价值与范畴。

我还记得一件我亲历的事。那是1989年，我正在伊尼亚卡岛上做研究，联合国的技术团队在岛上登陆。他们是来做所谓“环境教育”的。我不想评论“环境教育”这个词，这里隐含着一种救世主般的傲慢。科学家们怀着良好的愿望，携带幻灯与电影的放映机而来。总之，他们携带了在他们的语言中被称为“教育设备”的东西而来，他们的愿望很纯真，技术会将所有的理解与交流问题化为无形。

与当地民众的第一次会议上，便出现了奇怪的理解问题，显示出翻译的困难不在于词汇，而在于思维。在主席台上，科学家说英语，我翻成葡语，一位渔夫再将葡语翻成奇丁蒂涅语（Chidindinhe），这是一种当地土语。从访问者的自我介绍开始（我要插一句话，大部分科学家都是瑞典人）。“我们是科学家。”他们介绍道。然而，“科学家”这个词在当地语言里没有。翻译选择了“Inguetlha”这个词，意指“男巫”。这样，在人们的眼中，访问者就成了白皮肤的男巫。对于这刚刚被赋予的身份，领导该团队的瑞典人一无所知，接下来，他宣称：“我们到这里搞环境。”

“差不多是野猪，但是不完全是野猪。”

简直是越解释越乱套。野猪的定义越来越含糊了：“可以化身的动物”“转瞬即逝的动物”“谁谁谁派出的访问者”。一个动物学家不堪其扰，便拿出一本教小孩认动物的书，向大家展示了一副野猪的图片。

好吧，在该岛文化中，“环境”这个概念既不存在独立的词汇，也没有其他词可以恰如其分地指代。翻译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Ntumbuluku”一词。这个词有很多意义，但主要是指宇宙大爆炸、人类诞生那一瞬间。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岛民们都要疯了：居然选中了他们的小岛来考察一件如此高贵、如此形而上学的事件。

在交谈中，这位瑞典人要人们确认一下困扰最大的环境问题。人们面面相觑，非常迷惑：环境问题？

彼此交换看法之后，人们选出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Tinguluve，森林里的野猪，它们总是侵入农田。有趣的是，“tinguluve”这个词同时也指生病而死的人化成的幽灵。无论是幽灵还是野猪，对于“tinguluve”，这个外国顾问都有些无所适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人们解释了一下：这种野猪神秘地出现在岛上，在森林里繁衍，现在毁坏了农田。

“毁坏了农田？这事简单：我们把它们打走！”

人们以怀疑的沉默回应。什么？打走幽灵？不管再讲什么，人们都不愿再听或再说了。就这样，缺乏信任的沉默实在难堪，会议无奈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