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孤影长（第2 / 6页）

12月31日，去参加新年聚会的路上，奥拉一直都在研究人名表。那是一页黄纸，印着红色的横线，两边留着绿色的空白，上面已经尽是勾勾抹抹，批注写得到处都是。我们习惯了将它带在身边，需要消磨时间的时候——银行排队，大厅等位，波哥大出了名的堵车当中，当其他人在看杂志，或者臆想别人的生活，又或者臆想自己的生活有更好的版本时，就将它拿出来看看。那长长的候选名单里面，幸存者已经寥寥无几，它们每一个旁边都写上了未来母亲的注释，或者说是挑剔。

“我想是的。”我对她说。

“您还没回答我呢，”我坚持起来，“您是做什么的，从事什么。”

在我记忆当中，我说这话时也是轻言细语的。跟着还有一句：“都来吧，”我说，“我们准备好了。”就这样聊着聊着，奥拉哭了起来，她的哭声压抑着，却持续了很久，直到睡着方才止歇。

似乎他想要说些什么。可他什么也没说。

1995年的年末是一副典型的热带草原景象。安第斯山的高地上看得见深蓝的天空，清晨的气温总是降到零下，干燥的空气令马铃薯和菜花这样的作物枯萎凋残，而一天当中其余的时辰都晴朗炎热，阳光是那样明亮，把人的后颈和颧骨都晒得发红了。那段日子里，我对奥拉耐心周到——不，我简直是偏执狂了——青春期少年那种。白天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散步，然后睡个长长的午觉（她），批阅糟糕的论文（我），或是在家中看看地下电影，比小广告牌上的发布日期还要提前几天看上（我们俩）。夜晚奥拉陪着我参加我家人或朋友举办的九日祭<a id="jzyy_1_18" href="#jz_1_18">⁽¹⁷⁾</a>，我们跳跳舞，喝点无酒精的啤酒，放转花<a id="jzyy_1_19" href="#jz_1_19">⁽¹⁸⁾</a>和烟火，扔炮仗，让它们发出轰响，把城市的夜空映得发黄，毕竟漆黑一片总是未算完美的。那时候我从来，从来都不曾问过自己，同一时刻里卡多·拉韦德会不会也在九日祭上祈祷，他那儿是不是也有烟火，他是不是也扔过炮仗，放了转花，他一个人做这些，还是有人正陪着他。

奥拉·罗德里格斯<a id="jzyy_1_16" href="#jz_1_16">⁽¹⁵⁾</a>。她与众不同的姓氏中包含着“阿尔胡莱”和一个“哈达德”<a id="jzyy_1_17" href="#jz_1_17">⁽¹⁶⁾</a>，这份黎巴嫩血统藏在她深深的眼窝里，浓眉间的眉心处，以及短窄的额头上。这些加在一块儿给人一种严肃甚至脾气古怪的印象，而不是活泼与亲切。她那轻浮的微笑、专注甚至霸道的眼神削弱或冲淡了她的五官之美（的确，它们是好看的，十分好看），而一次轻轻的蹙眉、焦躁或气恼之下以口呼吸时某个双唇半开的动作，会令她的面容变得严厉甚至显出敌意来。我喜欢奥拉的理由，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她的经历与我全然不同，这始于她幼年时期的背井离乡：奥拉的父母都来自加勒比海地区，他们怀抱着女婴来到波哥大，在这遍布虚伪狡诈之徒的城市里，从未生活得适意。过了几年，他们接受了一个在圣多明各的工作机会，随后在墨西哥落脚，又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短暂地居住过。因此，奥拉从小就离开了波哥大，青春期过得仿佛一场巡回演出，又像是一曲永不完结的交响乐。1994年，他们一家回到了波哥大，就在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被杀之后的几个星期。那时候，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我们这些从头至尾待在这里的人的所见所闻，奥拉永远也无从知晓了。再往后，这个乡情淡薄的姑娘去参加大学的入学面试，院长问了她和所有申请人一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法律？奥拉东拉西扯地回答一番，结束时却给出了一个与其说是关于未来倒不如说是基于刚刚结束的过去的理由：“为了可以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地方待着。”律师只能在他们念书的地方执业，奥拉说，她对这一份安稳已经迫不及待了。虽然她当时并没有讲出来，但她的父母业已计划起了新的旅行，而她也有了自己的决定——她将不再加入他们。

“噢，对，不过，那是什么？客机吗？侦察直升机？我在这方面其实……”

奥拉就这样独自留在了波哥大，和两个巴兰基亚女人同住在一套公寓里。公寓只有寥寥几件简陋的家具，这里所有的一切——从那两名房客算起，无一不带着“临时”的印记。她开始学习法律。她是我教书第一年的学生，那时我自己也还是个新手。课程结束后我们就再没见面，尽管我们经过同样的几道走廊，尽管常常去学生中心那几间咖啡室，尽管某一次曾在拉来吉斯或是拉特米斯打了声招呼——那是两间法律专门书店，氛围就好像公共办公间，官僚气的白色地砖散发着洗涤剂的味道。一天下午，我俩在24号街的某家电影院里遇见，都是独自一人去看黑白电影（布努埃尔作品巡展，当天下午放映的是《沙漠中的西蒙》，开场十五分钟我便睡着了），这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相约第二天去喝杯咖啡，而第二天的咖啡喝到半截便被丢下，原因是聊着聊着很是没趣，我们意识到能让彼此有兴味的并不是谈谈人生，而是找个地方睡上一觉，再互相凝视对方的身体度过下午余下的辰光，那是自从在教室冰冷的空间初次相遇，我们彼此一直都在向往的。她低哑的嗓音和突出的锁骨是我记忆里的样子，胸脯上的斑点却令我吃惊（想象中那里该是和她的脸蛋一样洁白柔滑）。同样意料之外的还有她的嘴巴，出于科学上无解的原因，一直都是冰冷的。

“驾驶需要驾驶的东西。”

不过后来，惊讶也好，研究和发现也好，不解也罢，都让位给了一种更为出人意表的新状况。接连数天当中，我们无止无休地会面，可我们确信各自的世界并未因这段地下情发生过多的变化。我们的关系不曾在现实层面影响两人的生活，没有让生活变好或是变坏，它与我们并行存在着，就像一条平行的公路，抑或电视剧里的支线故事情节。我们都发现——最起码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是那样少。我费了许多功夫去研究奥拉，研究这个古怪的女人。夜里同我上床时她会开始讲故事，自己或别人的轶事，讲述之中她为我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的一位朋友的房子闻起来是头痛的味道，又比方说，头痛完全可以表现为刺果番荔枝冰淇淋的味道。“我像是跟一个联觉症患者在一起。”我对她说。我从没见过有人拆开礼物之前要先把它凑到鼻子那儿闻上一闻，不管那礼物是一双鞋子，还是一枚戒指，无辜而可怜的戒指。“戒指是什么味儿的？”我问奥拉。“什么味道也没有，真的。不过没办法跟你解释。”

“啊，真好，”拉韦德说着，笑得有些躲闪，“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律师。”

九日祭结束后的某天上午，阴云密布的早上，奥拉和我拿到了第一张超声波扫描图像。如果不是做这个检查要等上二十天才能看到胎儿的情况，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奥拉差点就决定不做了。那并不是一个平常的上午，那是一个与往年的12月21日不尽相同的12月21日：从一大早开始，电台和报纸纷纷报道美国航空的965次班机事件。在前一天的夜里，这架从迈阿密起飞，终点为卡利市阿方索·博尼利亚·阿拉贡国际机场的航班，撞毁在艾尔迪卢比奥山的西坡上。机上乘客有155名，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目的地都不是卡利，只是想要换乘最后一班夜间航班到波哥大去。截至报道发出时，幸存者只有四人，并且全部身受重伤，这个数字已经不会增加。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细节——客机是一架757，并且那个夜晚明净有星，于是所有的电台节目都指向了人为事故。我为这场意外感到痛惜，也对那些翘首期盼与家人共度节日的人，还有那些在飞机座椅上蓦然发觉自己注定无法到达，自己正在度过生命中最后几秒的人抱以最大的同情。然而这种同情是转瞬即逝且漫不经心的，当我们进入那间小室，当奥拉赤裸着上身躺下，当我站在屏幕前接收来自我们女儿的信息时（奥拉莫名地确信这是一个女儿），它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女儿此刻有七毫米长，非常健康。漆黑的屏幕上有一团亮光，在那游移中的、模糊不清的光亮里的——穿白大褂的女人对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女儿了：仿佛是大海当中的小岛，那七毫米的每一个点滴，全都是她。映着屏幕发出的电子光，我看见奥拉笑了起来，那笑容让我十分恐惧，让我此生难忘。随后我见她将一根手指放在了肚皮上，蘸着护士用的蓝色啫喱抹了一会儿，又将手指凑在鼻子底下嗅了嗅，用她的世界的那一套规则将它分出了门类。看着这些让我有种荒唐的满足感，好像在街上捡到一枚硬币一样。

“对，”我说，“合情合理。”

当奥拉做超声波检查时，当我们听到那一声快速的心跳而惊喜万分时，我不曾想到里卡多·拉韦德。后来，当奥拉与我接过医院的那只装有超声波检查报告的白信封，在上面登记母亲的名字时，我不曾想到里卡多·拉韦德。当我在餐厅将检查报告大声念了出来，得知我们的女儿所处的位置是子宫底部，形状是椭圆形，奥拉被这话逗得哈哈大笑饭也吃不下时，我不曾想到里卡多·拉韦德。我在脑子里将熟人中有女儿的爸爸们全部过了一遍，一边思索一个女孩的出生会给人带来哪些可以预见的影响，一边着手想要获取一些忠告和可能的支援，仿佛直觉中我已经意识到，就要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将会是一段紧张刺激之至，不可思议之至，出人意表之至的人生历程。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我依然不曾想到里卡多·拉韦德。事实上，在那一天，以及随后的数天当中——也就是世界正缓慢而慵懒地从一年走向另一年的那段日子，虽是即将身为人父的重要时刻，可我脑子里究竟都想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正在迎接一个女儿，以二十六岁的年纪去迎接一个女儿。年轻的我在头晕目眩之际唯一能够想到的便是我的父亲，他在我的年纪已有了我和妹妹，而那之前我们的父母还经历过一次流产。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旧时的一位波兰小说家在很久以前就曾讲过关于“阴影线”的种种，那是一个令年轻男人成为他自己人生主宰的瞬间。<a id="jzyy_1_20" href="#jz_1_20">⁽¹⁹⁾</a>然而，当我的女儿在奥拉的肚子里渐渐长大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了阴影线的存在：我预感她即将化作一个全新的、未知的生命，她的脸孔还无从辨识，她的能力不可限量。我同时也预感这质变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或者换一种不那么神乎其神的说法：我感到某种极度重要，同时又极度脆弱的存在已经作为我的责任降临，而我无缘无故地知道，自己的能力刚好足以应对这次的挑战。如今的我并不意外，对于那段日子里现实世界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甚至都没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我的记忆是那样随心所欲，不管怎样的大事要事，只要跟奥拉的身孕没有关系，都一概被我摒弃了。

“是啊，从没有，”里卡多说，“我也没问过您。因为我猜到您是教师了，这里的人都是，市中心的大学太多了。您是教师吧，亚马拉？”

“驾驶什么的？”

我想我们可以就这样过上一辈子。然而还差五天就到圣诞节时，奥拉将一只红色的旅行箱拖到了我的面前。箱子的滑轮小小的，里面都是口袋。“我怀孕六周了，”奥拉说，“我希望咱们可以一起过节，然后再想想还能干点别的什么。”那些口袋里的其中一个装了只电子闹钟，另一个我以为是放笔的，结果放的是化妆品，还有一个装着奥拉父母的相片，那时他们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顿了下来。奥拉将照片取出，面朝下放在一个床头柜上，直到我对她说“好的，我们一起过节吧，这主意真不错”时，才又将它翻了过来。她随即躺倒在床——那画面在我记忆里十分鲜活，她在我铺好的床铺躺下，闭上眼开始说话。“人们不相信我。”她说。我以为她指的是怀孕的事，便问：“什么人？你都告诉谁了？”“当我提起我父母的时候，”奥拉说，“没有人相信我。”我倚靠在她的身边，两手枕在脑后，听着她讲。“就比如，我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生我，明明他俩在一起就已经足够了，别人都不信。没有我也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就够了，真的。你有过这种感受吗？就是你和你的父母在一起，可突然间你显得多余，你成了外人了。我经历过许多次，在我可以独立生活之前，经历过许多次。这很奇怪，你和爸妈待在一块儿，然后他们开始对望，用那种你已经熟悉的眼神，他俩都快要笑死了，你还不晓得他们在笑些什么，更糟糕的是，你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权利过问。那种眼神很久之前我就发现，并不是心有灵犀那么简单，要比那多得多，安东尼奥。小时候我见过不止一回，在墨西哥，要么就在智利，不止一回。餐桌上如果有客人跟他们并不投契，却因为什么缘故被邀请了来，或者在大街上，他们撞见有人说了蠢话，我便会提前五秒钟飞快地想到‘眼神来了’，然后不出所料，五秒钟一过，他们就皱起眉头，目光相接，脸上现出除我之外谁都看不出来的微笑。他们用这种方式嘲弄旁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还有谁是用这种方式来取笑人的。究竟怎样才能笑得无迹可寻？他们就行，安东尼奥，我发誓不是夸张，我就是在那样的微笑里长大的。为什么这些让我如此讨厌？到了今天还是讨厌，怎么会这样？”

“我是名驾驶员，”拉韦德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气说道，“我曾经是驾驶员，准确地说，我是个退下来的驾驶员。”

她的话语中并没有伤心难过，有的是气恼，更确切地说，是愤怒。那是一个人被轻忽被慢待被欺骗而产生的愤怒——对，被愚弄的愤怒。“有件事我一直记得，”她说，“十四五岁那年，我们就快要搬去墨西哥。那是个星期五，学校有课，几个对地理还是数学没什么兴趣的朋友拉着我一起逃了学。从一座公园经过的时候，圣劳伦索公园吧，名字不重要，我见到有位先生跟我爸爸长得很像，不过开的车子不一样。他把车停在角落里，向大街上看，然后有一位女士钻进了他的车。她的模样很像我妈，但是衣着不同，我妈妈也没有她那样的红头发。他俩当时在公园的另一边，唯一的选择就是沿着弯道慢慢开过来，再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打起手势叫他们停车，实在是感觉太像了。他们停了下来，我在人行道上，他们在街上，离近了我马上就知道那就是他们，我的爸爸妈妈。我冲他们笑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盯着我看，仿佛不认识似的跟我讲话，仿佛从没见过我。他们对我就跟对待我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在玩游戏呢。丈夫在街上跟一个高级妓女约会的游戏。他们是不会容许我去破坏这个游戏的。当天晚上一切照旧：我们在家中吃饭，看电视，所有这些。他们只字不提。我用了几天时间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没能想得清楚，却感受到一些从未感受过的东西，我感到害怕，可我在怕什么呢，这不是很荒唐吗？”她深吸了一口气（嘴唇紧抿着），悄声说：“现在我就要有孩子了。我不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没，安东尼奥。我不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没。”

一阵静默。那两秒钟内在他脑际掠过的会是什么，事到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能够懂得。那是怎样的思量，怎样的放弃，怎样的言而未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