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消失者的注视（第1 / 8页）

“是的。”

“据我所知是的。”

“那么，证明什么呢？”

“她给了我，是的。它在我这儿。第一次听完我简直筋疲力尽。我只能将它撂在一边，好几天过去才听了第二遍，我觉得自己能这样已经很勇敢了，换个人早把它收起来再也不去听了。可是我听了，我又听了一遍，从此完全停不下来。我不知道自己听过多少次，二三十次吧。起初我以为自己重新去听是想要从中找到些什么。可后来发现恰恰因为什么都没发现，我才会重新听。我爸爸就只听了一遍，对吗？”

每个星期五出账单，必须立即付账。全部房间都提供餐饮。房间一经使用，本旅店将收取至少一天的费用。

“玛雅，”我说，“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接下来写明了日子：1970年9月29号，旅客到达时间，下午3:30，房间号，225；紧挨着的方格中则手书了离店的日期（9月30日，只停留了一个晚上），兼有“退房”字样。旅客的名字是埃莱娜·德·拉韦德——我猜她冠上夫姓是为了防止潜在的追求者近身。在旅店的短暂停留当中，她打过一回电话，叫了一次午餐、一次早餐，不过并没有使用电报、洗衣、报刊或汽车等服务。这不过是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罢了，可与此同时也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吧，我想。而这只箱子里就装满了诸如此类的窗口。

她摘下了眼镜，两根手指（镊子一般）捏住了内眼角：一个表示不愿流泪的通用姿势。我问自己这些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通用的动作究竟存在于我们遗传密码的哪个部分，又或者事实并非如此，只是无处不在的电影令我们这样认为罢了。对，这也是有可能的。“不好意思，”玛雅·弗里茨道，“我还是会这样。”她苍白的鼻子有些泛红，说话忽然间有了鼻音。

“证明什么？”我问。

“我知道，”玛雅说，“您见过这张照片？”

说完她站起身来，抬起了那只柳条箱，它应该分量不轻，因为玛雅在搬运的时候须得抓着两边的把手，将它靠在自己腹部作为支撑，好像上世纪的洗衣妇端着盛脏衣服的木盆似的。“您瞧，安东尼奥，事情是这样的，”她说，“这箱子里装满了我父亲的物件。我找回来的照片，别人写给他的信，还有他写给别人的。这些都是我搜集来的，不是随便在大街上找的，而是费了番功夫的。比如桑多瓦尔女士那里就有很多。这张相片也是从她那儿来的，您看。”我即刻便认了出来——当然了，就算有人把里卡多·拉韦德的形象剪下或是剔除，我依然认得出来。相片上有玻利瓦尔广场的鸽子，有卖玉米的摊位，还有国会大厦，而最深处的那片灰色的天空，就是我的那座灰色的城。“这是给您母亲的，”我说，“是给伊莱恩·弗里茨的。”

“他拿给我看过，刚拍下的时候。”

“噢，请您来正是为了这个，”她说，“但愿我能说得明白。”她停顿了一下，啤酒杯在指尖转动，可并没有放到嘴边。“我希望您能跟我谈谈我的父亲。”又是一次停顿，“不好意思，这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停顿，“您瞧，我还没……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无论如何，我希望您能给我讲讲他最后的日子，您跟他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并且希望您说得越详细越好。”

“他还给您看过些别的什么吗？他给过您什么东西，一封信，一份文件之类的？”

“就是说，他离开了，于是她一直都是从前的样子。她像是在他的记忆中凝固了，所以这样说。”

“什么？”

“我不明白。”

“您之前说过，这些文件是一个证明。”

“我甚至无法想象他当时的感受。”玛雅顿了顿，“他很爱她，他很爱我的母亲。当然了，所有相处得好的夫妇都是那样，可他的情况又是特别的。因为他离开了。”

我用不着明确我的所指。我说话时并没有望着那只柳条箱，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暗示（甚至不像许多人习惯的那样努嘴巴：撮起嘴唇，再跟马一样歪一歪头）。然而，玛雅·弗里茨还是看向了桌子的另一端，目光坚定地锁住了那张空着的位子。

我想起了自己拒绝进入拉韦德寓所的那个夜晚。“没有，”我说，“还有其他东西吗？”

“那里是什么？”

“是有一些，”玛雅道，“无关紧要的东西，给不出任何信息的东西。可对我来说，拥有它们会使我感到平静。它们就是证明。您瞧。”她一面说，一面将一张加盖了印鉴的纸拿给我看。那是一张发票：上方，左面，是旅馆的标识——一个看不清颜色或者说无法定义颜色的圆圈（时间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圆圈上分布着“旅馆”“埃斯科里亚尔”和“马尼萨莱斯”三个单词。旅馆标识的右边写了一段奇怪的话：

“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