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田纳西（第1 / 2页）

“你怎么能够这样无情呢？”田纳西冲着我说，这里所有的人都看了过来，他拿起眉笔，在那个女的肚脐周围写上了我的名字。那个女的回到桌子前，她的丈夫暴跳如雷。我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儿，他就一把从她手里夺过眉笔，走到我们跟前，解开裤子，掏出他的阳具——对我——说道：“你今儿个不是什么上面都能签吗，你不介意在我这个上面签个名吧？”

这邀请显然不包括我。而弗兰克有些难为情；他不知道如何说是好。我替他回答道：“行啊，”我说，“他当然愿意跟你共进晚餐。”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有三百人的地方会变得如此安静。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望着他。

渐渐地，田纳西开始醉生梦死，荒淫无度，他天生就本不是个命大的人，要不是弗兰克·梅洛，他兴许都活不过四十岁。梅洛是个水手，我是在战争时期偶然发现的这个人。我遇见他大概五年之后，他已经不在海军服役了，田纳西看见我们正在一家意大利饭馆惬意地吃着午餐。我从未见他如此兴奋，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他把他自己的午宴同伴撇在一边——那是他的经纪人，奥黛丽·伍德——在没有人邀请他的情况下，迅速坐到我们这一桌来。我把他介绍给了我的朋友，才过了不到两分钟，田纳西就说，“你今晚能和我共进晚餐吗？”

于是田纳西从这个陌生人手里接过那支眉笔。“我不知道签杜鲁门这几个字位置够不够，”他冲我眨了一下眼说。“但我可以签上首字母。”

不过如今我缅怀起田纳西的时候，我追忆的都是些快乐的时光，有趣的时光。他这个人，尽管内心有悲伤，却总是笑个不停。他笑得实在是不同凡响。既不粗鄙，也不下流，哪怕是声音都不算大。那笑声就像是密西西比河上喉咙沙哑的船夫一般不可思议。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你总是能够知道，不管里面已经有了多少人。

从此以后，田纳西就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除了酗酒，他还染上了毒瘾。他会去见一些非常奇怪的人。我觉得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是一个人过的——跟弗兰克的灵魂一起。

说到他的幽默感，通常他都很闹腾。但是他一旦发火，似乎就在两种状态中摇摆：要么是病态的幽默——午餐时，五杯马提尼酒下肚之后，他会不间歇地笑个没完——要么是深深的痛苦，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父亲，关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从未理解过他，他的家人似乎是把他妹妹疯了的事儿怪到他头上，而田纳西自己呢——嗯，我想他也觉得自己心智不是很健全吧。你可以从他的眼中读出这一切，里面总有变幻，就像是快乐与忧伤的摩天轮。

医生叹了一口气，于是让他俩独处。

这并不是说跟他在一起不开心。我们总是一起看电影，我猜我这一生，跟他去看电影的次数要比跟其他任何人都多。每次他总要朗诵台词，插科打诨，模仿琼·克劳馥。很快，影院经理便会下来赶我们走人。

即便如此，医生还是要求他必须离开。可是突然，弗兰克低声说了句，“请别这样，就让他留在这儿吧。他不会伤害我的。再说，我已经习惯他了。”

不过，我记忆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在四五年前，我那时跟田纳西一起在基韦斯特逗留。我们在一个人满为患的酒吧里——里面估计足有三百人，既有同性恋，又有异性恋。一对夫妇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前，二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个女的穿着一条宽松裤，上面是一件三角背心，她走到我们桌子跟前，拿出一支眉笔，想让我在她的肚脐上签个名。

弗兰克于1962年死于癌症，田纳西的一部分也死了。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弗兰克生命中最后几个小时的情景。他住在纽约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朋友们进进出出，人来人往。最后，一位严厉的医生责令所有访客均不得入内，包括田纳西在内。但他拒绝离开。他跪在狭窄的病床旁边，紧紧握住弗兰克的手，用力抚摩自己的脸颊。

我笑了笑说，“噢，这可不行。拜托别这样好吗。”

他就这么做了。他们在一起有十四年的时间，那是田纳西生命中最快乐的十四年。对他来说，弗兰克就像是一个丈夫，一个情人，一个经纪人。他对举办聚会也很有天赋，这一点真的很称田纳西的心。1952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此人组建了军队对抗日本军队指挥官，最后切腹自尽——到访纽约，田纳西告诉弗兰克，他想举办一个聚会欢迎三岛由纪夫。于是弗兰克召集了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所有的艺妓，但还不止于此。他随后又把一百个人男扮女装打扮成艺妓。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了不起的派对。田纳西自己也打扮成一个派头十足的老艺妓，他们喝着香槟，穿过公园，开了一整夜的车，直到天亮。这是三岛由纪夫初尝西方世界生活的味道，他说，“我再也不想回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