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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其他小说 >肖像与观察:卡波蒂随笔 > 高地上的房屋

高地上的房屋(第2 /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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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此前时常造访于此,对这片街区早已熟悉,然而我与这里更为紧密的联系却是始于两年前,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在柳树街买了一座房。五月里一个和煦的傍晚,他请我到他家去看看。那天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令我万分羡慕。那座房子有二十八间屋子,房间的屋顶都很高,布局合理,二十八处壁炉均可使用,全部都是大理石质地,一道华美的楼梯向上盘旋,有着白天鹅一般简约的弧线,通向一扇天窗,上面安的是琥珀金色的玻璃。地板材质精良,全由实木制成,坚固而富有光泽;还有墙壁!1820年,当年这座房屋建成的时候,那时的人们知道如何把墙砌好——厚如水牛,足以抵御最猛烈的严寒与最极端的酷暑。

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惊雷拯救了我。雷声阵阵,就像一辆失控的卡车,咔嚓一声,打在街上。我们都望了望天,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大声叫喊着,“下雨啦!下雨啦!”拔腿就跑。跑往高地,那里是安全的避难所,是资产阶级的堡垒。我沿着滨海大道狂奔——那里有温柔的年轻母亲推着她们的婴儿车与即将到来的灾难赛跑。我在枝繁叶茂的榆树下长舒了几口气,又接着跑:我看见驾着卖花小车的车夫正在让雷声下受惊的马儿平定下来。只见前方二十码,十码,五码,到了,柳树街的黄砖房。到家了!这真是幸福的一刻。

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复兴高地的尝试已经开始铺开,甚至于你都会一度想用大功告成<a id="w3" href="#m3"><sup>[3]</sup></a>来形容它。窗槛花箱里开满了天竺葵;随着季节变换,或是阳光穿过大树,从绿叶间洒落,或是秋日的落叶在街角焚烧;满载鲜花的小手推车驶过,卖花人吆喝兜售;破晓时分,你偶尔能听见公鸡的啼鸣,那是因为有个女士的花园里养了一些公鸡和母鸡。冬日的夜晚,晚风带来了离港船只告别的汽笛声,吹拂着屋顶烟囱里夜晚的炉火冒出的烟,这里有一种意境,虽转瞬即逝,却那般真切,仿佛火光摇曳,时光轮回,往昔美好而甜蜜的微光又重新浮现眼前。

<a id="m1" href="#w1">[1]</a> 据说沃尔夫习惯站着在冰柜的顶上写作,拿冰柜当书桌。

对他们而言,这片地方能够带给他们太多的东西:宽敞的大房子随时可以改建成私人住宅,可供传统规模的家庭居住;而这样的家庭要么是这群年轻人已经构建的,要么正在逐步构建中。这里也是一片适宜儿童成长的乐土,这片街区里的车流都很小心翼翼,空气清朗,带着海滨小镇的气息,这里还有个花园,可在此游戏,寂静的门廊可供人玩耍;而最重要的是,布鲁克林大道上还可以溜旱冰。(法律已禁止:不过还有调皮鬼在这么干。)尽管布鲁克林大道远谈不上是一片蝴蝶飞舞的草坪,但这毕竟是条宽阔的人行道,俯瞰海港、好似梯田,遥想当年那些在原野上玩耍嬉戏的小男孩儿和小姑娘们,这里已经是在今天最接近于游乐场的地方了。

我承认,我们不是每天都能逮到特务。但是大多数时候这里都充满了令人兴奋的事物:来自异域的货船停靠在港口,准备接受检查;一只长着奇怪羽毛的鸟儿栖息在紫藤间;而当一批新的货物运抵克奈普的时候,那是件多么值得雀跃的大事啊。克奈普由多家店铺组合而成,它们其实是一间间大如岩洞的储藏室,在富尔顿凤梨街上一家挨着一家。店主——对于一个如此有统治力的人物来说,这个称谓实在太过低调——是沙皇,是这些乐园般的大百货商店的阿迦汗,他名叫乔治·克奈普先生,朋友们称其为教父。

酒店的附近,有一条路从这里向河流的方向延伸。这条数英里长的路十分静谧,路边的仓库木窗紧闭,码头栖息在水面,像是蜘蛛蟹。从五月一直到九月是游泳的季节<a id="w8" href="#m8"><sup>[8]</sup></a>,这些码头便成了身形健硕却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们的跳台——而那些身上散发香味的人猿,他们管辖着这块海滨,他们自己也曾从这个码头跳下去过,正驾船巡游,船身两色混搭(香蕉黄与番茄红)。拖拉机、棉花包,还有一群不高兴的牲口被吊机提上了船,在轮船的货舱里扭来扭去,这些船舶驶往巴伊亚<a id="w9" href="#m9"><sup>[9]</sup></a>、不来梅,还有一些名字是用东方文字书写的港口。倘若你在海滨交了朋友,有时就有机会登上一些货船,在阳光下痛饮一番;也许还会有人邀请你共进午餐——而我呢,总会很快地欣然接受,要是邀请方是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我会不客气得让人害臊:他们总是从食物储藏室里拿出一桌上好的菜肴,满是“味觉刺激”的烟熏制品,还有冰镇白兰地。不过不要去希腊人的船上:食物极为糟糕,除了茴香烈酒外,再无别的酒类,这酒带着浓浓的欧亚甘草浆的气味;另外,至少在这位吃白食的人看来,法国货船上吃的绝对达不到你合理预期的标准。

现在几乎每周我都要应邀“进城”或者“过桥”去造访曼哈顿的街坊。朋友们对此疑惑不解,他们认为这是个萧条的地方,于是询问道,“你上那儿干吗呢?”我跟你说啊,这边的生活可带劲儿着呢。还记得鲁道夫·亚伯上校吗,那个俄国特务,美国有史以来逮到的最大的间谍,整个该死的间谍组织头目?你知道他是在哪儿被逮到的吗?就在这里!在富尔顿大街被一把摁倒在地!他们把他围困在大卫·森普尔美食铺和弗兰克·甘步萨电视维修店之间的一栋房子里。弗兰克咧嘴笑得就像那是他本人完成的壮举一样,他的照片上了《生活》杂志;八音盒酒吧的女招待也上了,那地方是上校最喜欢的一家酒肆。我们当中有些人就不服气了,弄不明白《生活》杂志怎么就没把我们的照片也登在上面。弗兰克、还有八音盒酒吧的女招待——不是只有他们俩才认识上校。这样一个有绅士风度的绅士:你绝不会想到……

那些拖船上的人一般都煮得一手好咖啡,在冬日的严寒中,江中碎浪拍岸,进拖船上的一间小隔间里烤火避寒,再喝上一杯爪哇清咖啡,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我时常踩在这片极不起眼的海滩上,沿路走下去。有一次,是个寂静的礼拜天,日落时分,我在其中一条拖船上看到的一幕让我不由得定睛凝视、再凝视,可它依然仿佛是一幅幻景。在这里,各色各样的水手都很司空见惯,即使是那些穿着纱笼的东印度人也不稀罕,或者是那些巨人般的塞内加尔人,他们缟玛瑙般的臂膀上闪耀着蓝色、黄色的花朵纹身,火辣的女性胴体,还有花哨的涂鸦(我爱你,倒霉蛋,张咪咪,再见朋友)。还有些身材矮小的俄国人——你看见他们穿着像是睡衣一样的大褂,走路啪啪地响。可这几位打着赤脚卧在岸上的水手——就是我看见的这三位——夕阳映照着他们几个的身形轮廓,看上去跟人鱼一样神秘莫测,更为贴切地说,是美人鱼——因为他们的头发,带着白化病人一样的条纹,像女子的头发那样长,狂野地飘在肩头;他们耳朵上的金耳环还熠熠发光。不管他们是从海皇波塞冬遍地珍珠的宫殿派来的全权大使,还是普通的海员经历了一番长时间的航海,未修边幅,留着北欧海盗一样的发型,从荒蛮的北方落寞而来,他们在我的脑海中专门存贮奇闻异事的小柜里,永远会占据着一席之地:他们会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在我脑海里反复浮现,就像那些水晶宝石,带着神秘的雕纹封存在脑海中。

这就是我住进柳树街上这座黄砖房的缘故。

<a id="m2" href="#w2">[2]</a> 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的谢尔曼将军毫不留情地对待他所占领的南方城镇。

如今乔治已经远去了,他的房屋也远去了;大战期间,由于一项市政工程,房子被荒唐地拆除了。没错,大战的那几年见证了街区居民的处境跌落谷底。许多较为坚固的旧房子都被军方征用当做宿舍和放着点唱机的餐厅,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山里人对待它们就像当年谢尔曼对待南方人的宅邸一样<a id="w2" href="#m2"><sup>[2]</sup></a>。这倒也没什么,因为再没有人在乎了,一个人也没有;直到战后不久,高地开始吸引一群崭新的住户,这群英勇的先锋们带来了扫帚和油漆桶:他们是城里来的年轻夫妇,踌躇满志,在个人事业的阶梯上攀登到了中层,不论他们是医生、律师、华尔街精英,还是其他什么专业人士,他们都渴望让破碎的高地恢复舒心与迷人的样貌。

在一番仔细斟酌之后,“科布拉街上空的雷声”的确可以读懂了。在高地,没有什么科布拉街,不过倒是有一条街,和这个名字很相配,那是一条陡峭的下坡路,一直延伸到造船厂里一片黑暗的区域。它并非真正属于高地区的某个部分,而是像一条隐匿在门口的蛇那样盘踞在最边缘的地带。肮脏的流氓聚居地、飘散着变质啤酒气味的酒吧,还有售卖难吃的糖果的店铺与腐朽的房屋交织在一起,这些住宅里都挤着好几家人,它们的建筑形式从因岁月流逝而破旧不堪的褐砂石洋房到放大版的密西西比厕所,应有尽有。

暮色中,我们谈着天,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坐在游廊里,请来马提尼酒助兴——我催促他再多喝一杯。已经很晚了,他渐渐理解了我的观点:没错,二十八间房实在是太多了;没错,只有分几间给我,那样才显得公平。

这里的贫民窟里充斥着“眼镜蛇”,就是“少年”犯组成的帮派:眼镜蛇,这几个字印在他们的汗衫上面,还有画上去的,有时这几个字还从他们皮革大衣背后透出,闪着可怕的磷光。这条地势陡峭的大街横亘在他们丑陋的建筑物中间,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他们的一小块“地盘”;对“眼镜蛇”来说,这块地盘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因为这个强大的神秘组织将占有的目光投向几英亩的都市区。我算不上是个勇敢的人——相反<a id="w10" href="#m10"><sup>[10]</sup></a>;十分坦率地讲,这些家伙——不管他们是十二岁还是二十岁上下——都让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像做礼拜的忏悔者一样。尽管如此,如果穿越他们的“地盘”能让我少走冤枉路,我还是尽量克服自身的紧张情绪,接受挑战。

一排落地窗后是一道空旷的后屋游廊,令人不禁想起路易斯安纳。游廊掩盖在一株古老但生命力极其旺盛的葡萄藤下,完全遮掩在其中,仿佛淹没在一片绿叶的湖泊里,葡萄藤上挂满了一串串貌似葡萄的紫藤。游廊外面是一座花园:一株郁金香树,一棵花团锦簇的梨树,一只黑色中夹杂红色羽毛的鸟儿栖息在一棵连翘的枝头,压弯了那毛茸茸的树梢。

在我的最后一次冒险之旅中——或许这将永远是最后一次了——我带着一部好相机。天空中不见了太阳,想必是要雷声隆隆,大雨将至。喧闹的孩童在玩着跳绳游戏,路灯旁慵懒的成年人在一旁看着,面无表情,有气无力:一群“眼镜蛇”聚集在此,他们穿着斜纹粗棉牛仔服,脚上套着牛仔靴。我一走进这条街,他们原本睡眼惺忪、目中无人的眼神却突然向我投了过来。于是我转到对面的一条街上;这时我已心知肚明,无须作证:这群“眼镜蛇”已经伸直了身体,向我这边爬了过来。我听见他们吹着口哨;孩子们不再出声,跳绳游戏也戛然而止。有个人——他脸上长着粉刺一样的紫色胎记,像匪徒的面具一般遮住脸的下半部——说道,“嘿,说你呢,白佬,让我看看你的相机。”是加快脚步好呢?还是假装没听见呢?任何选择都将一发而不可收。“嘿,说你呢,白佬,给我照张相,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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