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领地里的公爵（第1 / 5页）

另一个别的演员，我想，应该会立刻明白白兰度的话，而我却觉得有些听不太懂。“那是第三次实拍时从你身体里涌出的，”他又用心强调了一番，而我并未因此更明白一些。白兰度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电影场景出现在卡赞导演的《码头风云》中；这是一个驾车镜头，罗德·施泰格身为诈骗分子的兄弟，坦言他正把白兰度往死路上引。我问他可否以此片段为例，告诉我他所谓的“感性一刻”理论是如何运用到实际中的。

“不，迪恩绝不算是我的什么朋友，”白兰度在回答一个似乎令他很惊讶的问题时说。“这并不是我有可能同意为影片担任旁白的原因。我都不怎么认识他。而他对我则有种迷恋。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总是想和我套近乎。他还曾经给我打过电话。”白兰度做了一个听电话的动作，放在耳边，露出偷听者一般诡秘的笑容。“我听着他跟接听服务处打电话，找我接听，给我留言。我就是不说话。我也从未给他回过电话。从没有，我——”

在白兰度登上糖果山之巅以前，他就知道了一切没有社会关系、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自打他在毕业前被夏塔克军校开除以后，就一直没能拿到高中文凭，那所学校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法里博市，是所被他称为“精神病院”的学校）的年轻人从农村来到纽约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他的故事，发生在伊利诺斯州的利伯蒂维尔市。他时而独居在布置过的房间里，时而与他人挤在几乎没什么家具的公寓里，他进城的头一年一直徘徊于表演课与社保提供的临时工之间；百斯特一度雇用他为电梯操作员。

这时，电话真的响了，打断了他的追忆。“您好？”他拿起电话。“请讲。您是从哪里打来的？……马尼拉？……呃，我不认识马尼拉的人啊。跟他们说我不在这儿。从没有，我最后见到迪恩，”他将电话筒挂上，接着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他四处游荡，像是个疯子。于是我过去跟他搭讪。我把他带到一旁，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病了？需不需要帮助？”这段记忆使白兰度的脸上浮现出那种熟悉的表情：一种睿智的怜悯，只是此刻它表现得更加强烈。“他听从了我的建议。他知道他身体有病。我告诉了他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名字，他也去了。至少他的事业后来有所进展。到了最后，我想他已经开始摸索到他自己的一种表演模式了。而对于迪恩的那种美化其实都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纪录片会很重要。去向世人展示他并非是个英雄人物；展示他真实的一面——只是一个努力找回自己的迷途男孩。这个片子应当完成，我也想去帮着完成——或许是对我自己罪过的某种救赎。就像拍《飞车党》一样。”他说的是那部奇怪的电影，他在里面饰演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类似法西斯组织里希特勒的形象。“可谁知道呢？我就是七分钟的热度。”

他用一小块热毛巾揩着手，在日本，这是用餐前常见的准备工作。“因为，”他又接着说道，“我认真考虑过——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放弃一切。放弃作为一名成功演员的事业。如果到头来这一切没有开花结果，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没错，你成功了。至少你得到了认可，你到处都受欢迎。可仅此而已啊，这就算到头了，再也没有什么出路了。你不过是坐在糖果堆上，身上开始积起一层层厚厚的——厚厚的壳。”他用毛巾擦了擦下颌，似乎是要擦掉脸上板结的化妆品。“太多的成功会毁掉你，就如同太多的失败。”伴着咯咯的笑声，女仆将食物摆放在桌上，他眼睛往下瞟了瞟，看起来对这些食物没什么胃口。“当然，”他迟疑了一下，仿佛是缓缓地将一枚硬币翻转过来，端详着看上去更闪亮的那一面，“你也不可能一直都失败下去。不然就无法生存。想想凡·高吧！一个从未受到认可的人会是怎样，他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你脱节了；隔膜了。但我想成功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你知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我究竟是什么——一个巨大的成功。我变得极度地自我中心，沉湎于自己的问题之中，以至于我从不会扭头看看四周，对它们也毫不在意。我时常在纽约漫步，数英里数英里地一直走啊走，走在大街上，一直走到深夜，而我什么也看不见。无论演戏是不是我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对演戏有过自信；现在也是如此。后来，我出演了《街车》，这部电影拍了好几个月，一天晚上——模模糊糊，朦朦胧胧——我开始听到了欢呼。这就像我一直在睡觉，而醒来后却发现坐在一堆糖果上面。”

话题从迪恩又转到了其他演员，我问白兰度这些演员当中，哪个是他特别敬佩的。他沉思了一阵；尽管他的嘴唇微微动了几下，似要说出几个名字，但还是考虑再三才真正说出来。我提了几个人——劳伦斯·奥利弗、约翰·吉尔古德、蒙哥马利·克利夫特、钱拉·菲利普、让·路易·巴罗。“有了，”他终于从沉默中醒来，“菲利普是个好演员。巴罗也不错。天啊，那部电影真的很棒——《天堂的孩子》！或许是迄今为止的最佳影片。那是我唯一一次爱上女主角，爱上一个银幕形象。我疯狂迷恋着阿尔莱蒂。”全球的观众对阿尔莱蒂这位巴黎影星久久不能忘怀，她在巴罗家喻户晓的影片中饰演女主角，呈现了女性的风情万种与机智诙谐。“我是说，我真的是爱上她了。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头一件事就是去见阿尔莱蒂。我去见她，简直就像去参拜圣坛。我的完美女神啊。啊！”他拍了一下桌子。“真是错误，真是幻灭！她很难驾驭。”

“被窃听？真的吗？谁干的啊？”

“会被窃听的。我的就是。”

他嘴里一边嚼着牛排，一边嘟囔着。似乎不太想说，然而似乎对此很肯定。“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讲法语。或者使用我们自创的一种暗语。”

“电话？”

突然，我们楼上的房间透过天花板传来了响声——脚步声，模糊的说话声，就像水从管道中流过的声音。“嘘！”白兰度轻声说，他专注地聆听着，眼睛警觉地向上望。“声音小点儿。他们什么都听得见。”“他们”看起来指的是一同拍片的演员瑞德·巴顿斯和他的妻子，二人同住楼上的套间。“这里全是纸糊的，”他接着说，声音小得不能再小，脸上的表情极为专注，像是个孩子沉溺于一场认真的游戏之中——这种表情部分解释了他的神秘莫测，他那随时留意身后、用暗语打电话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使得你与他的交谈时常会带上某种密谋的色彩，犹如在危险的政治领域中谈论颠覆政权的话题。白兰度一言不发；我也一言未发。巴顿斯夫妇亦是如此——什么都听不见。

他带着一种质疑的神情盯着四下散落的书籍，其中与玄学有关的不在少数。在第一次东京记者招待会上，他向记者透露，他很高兴回到日本，因为这给了他再度“研究佛教这一决定性的文化因素对日本思想的影响”的机会。眼前的这些读物愈发证明了他的确正在坚持这项十分学术的研究，虽说它有些晦涩。“我想做的是，”这时他说道，“我想和了解这些东西的人聊一聊。因为——”他欲言又止，直到脚步匆匆的女仆端着大盘子走了进来，将矮桌子摆好，我们跪坐在两头的草垫上，相对而坐。

女仆过来清理桌面；她随手像妹妹一样拍了拍白兰度的肩膀，这是对他的一种奖励，我猜想，因为他的盘子吃得干干净净，还反着光呢。他再次卧倒在地板上，把一个枕头塞在脑袋下面。“我跟你说啊，”他说，“斯班瑟·特雷西是我喜欢看的那种演员。他演戏的时候会收敛，再收敛——然后突然一步到位，再迅速收回。特雷西、穆尼、加里·格兰特。他们知道自己在干吗。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幸好他把米糕留在了这里，晚餐还在厨房里烹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等餐点送上来的时候，我正在回答白兰度的问题，他向我打听一个熟人的情况，那人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遁入佛门五年，在京都西本愿寺内过着一种沉思冥想的生活——如果不算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话。一个人从凡世归隐，过上心灵生活——一种东方思想——这种想法令白兰度的脸变得很平静，像是在梦境中。我跟他讲述有关这个年轻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对此，他听得格外入神，又有些困惑——其实是一种懊恼：这完全不是，或者仅仅在最表层上是一种退隐，一种沉默，一种令双膝酸痛的祈祷。相反，在西本愿寺的高墙背后，我那个皈依佛门的朋友有三间温暖舒适、阳光充足的房间供他居住，房里堆满了书籍和留声机唱片；诵经祷告、展示茶道之余，他还能有闲情调一杯马提尼酒；他有两个仆人，还有一辆雪佛兰汽车，他时常开车去当地的电影院。说到电影院，这位朋友得知马龙·白兰度正在镇上，十分想见他一面。白兰度可不怎么有兴致。这件事触动了他心中那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情节；他对于真心向佛者的理解可不包括那些个俗人，比如像我所说的这位年轻人。“这就像那天我们在取景现场一样，”他说。“我们在一座庙里拍戏，一个和尚过来问我要亲笔签名照。你看，一个和尚要我的签名照想干吗？我的照片？”

白兰度做着手势，似乎是希望这些手语可以描述他无法准确表达的内容。“演戏是个细活，”他说。“一种精致腼腆的东西，一位感性的导演会设法把它从你身上诱导出来。而拍电影的过程中，那至关重要的感性一刻会在一场戏的第三次试拍时迸发出来；这时，只需导演的几句轻言细语，就可以帮你点石成金。加吉”——他叫着伊利亚·卡赞的昵称——“总能够做到。他在指导演员方面很有一套。”

眼下，在宫古酒店，白兰度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件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供他消受了：酒店管理层派来了一个使者，又是鞠躬，又是满脸微笑，还不停地搓着手，他走进白兰度的房间里说“啊，马容·白兰度先森——”随后便沉默了；他此番来意有些尴尬，因而难以启齿。他是来拿那个装着糖果和米糕的“礼包”的，而白兰度早已打开并且带劲地品尝过了。“啊，马容·白兰度先森，这是个误回。这些礼包本来是要松到另一间客房的。对不气！对不气！”白兰度一阵大笑，把盒子递了过去。来客的眼睛看着这些被掠夺过的东西，变得十分严肃，不过脸上还挂着笑容——事实上，他的笑容已经凝固了。当前的困境对声名远扬的日式礼仪提出了挑战。“啊，”他呼出一口气来，微笑也随即柔和了下来，“既然您这么喜换，那一顶要留一盒。”他又把米糕递了回来。“他们”——显然指的是真正的主人——“可以吃剩下的。这样，就皆大欢嬉了。”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白兰度又回到先前谈到的不排除息影的可能，去“有出路的地方”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决定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嗯，等我回到好莱坞以后，我会怎么着呢，先解雇我的秘书，再搬到一个小点的房子里住，”他说着，叹了一口气，带着一种解脱，似乎他早已抛弃了往昔的累赘，进入到一种简约的新环境当中。为了给这份憧憬添上更加美好的一笔，他接着说，“我不会找厨子或者女仆。就找一个打扫卫生的妇女，一周来两次就成。不过嘛——”他皱起眉头，眯着眼睛，似乎是什么东西模糊了他的美好憧憬——“不管房子在哪里，一定得有栅栏。以防那些笔杆子。你不知道那是怎样的情形。那些笔杆子。我得弄个栅栏把他们拒之门外。对于电话，我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在沉默的包围之下，主人找到了一封压在餐盘下的信，一边吃一边念，就像一个绅士边吃早餐边读着报纸。这时，他想起对面还坐着我，便讲述道，“这信是我一个朋友写的，他正在拍一部文献纪录片：詹姆斯·迪恩的一生。他想让我来做旁白。我想我也许会答应吧。”他把信扔到一旁，拿出一个苹果派，将一勺快要融化的香草冰激凌涂在上面，放到了嘴边。“然而也未必。我对有些事情很有热情，不过却只有七分钟的热度。不多不少，七分钟。这是我的极限。我从不知道我早上为什么要起床。”他吃完了手中的派，若有所思地盯着我手上的那份；于是我递给了他。“可我真的是在考虑迪恩这件事儿。会是件大事儿。”

女仆把日本米酒倒进顶针箍大小的杯子里，随即退了下去。赏鉴这种辣白米酒的品酒师据称能够根据口感和品质辨识出五十种以上的品牌。但对于新手，所有的日本米酒喝起来像是从一个大缸里酿造的——一种香甜的热酒，入口时口感怡人，而后甜得发腻，只要你不是一夸脱的量一口闷下去，便不会脑袋发晕，而日本许多美食家<a id="w4" href="#m4">^[4]</a>总是采取一口闷的方式。对于日本米酒，白兰度视而不见，而是直奔牛排。牛排非常不错；日本人以其牛肉质量上乘为荣。意大利面在日本是十分受欢迎的美食，质量却不算上佳；其余的也算不上——那一大团豌豆、土豆和菜豆。这的确是一份非常奇怪的配菜，在日本点西餐总的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然而有时那些生鱼、寿喜烧和配着海草的饭团真的会让你恶心，有时鳗鱼汤、油炸蜜蜂、腌蛇肉和章鱼须也会让你那不适应此类食谱的胃里翻江倒海，无论它们之前看上去何其诱人，外观何其精美。

詹姆斯·迪恩曾经是一名青年电影演员，1955年因车祸丧生，在他萤火一般的职业生涯中成为全美国的“迷茫少年”，上升为一个符号，代表那些被误解的飙车小子，总是在生活中遇到些小问题时拔出刀来。去世后，他生前主演的电影《巨人》尚未公映，由于该片拍摄成本高昂，该电影公司的媒体代理们一直寻求解决办法，以求将迪恩的死对该片商业价值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影响减到最低，于是他们通过大肆“渲染”这场悲剧达到了目的，而且，一个颇为讽刺的结果是，他们还创造了一种具有恋尸倾向的迪恩传奇。尽管白兰度比迪恩大七岁，在演艺事业上地位也更稳固，这两名演员还是在全体影迷的心中被联系到了一起。不少电影评论员在回顾迪恩的首部电影作品《伊甸之东》的时候，都指出他的表演风格与白兰度过于接近，甚至可以说有剽窃之嫌。银幕之外亦是如此。迪恩似乎一直在表达最真诚的恭维；与白兰度一样，他骑着摩托四处驰骋，敲着小手鼓，打扮成痞子形象，时而滔滔不绝地谈论深奥的话题，塑造出一种古怪而多彩的媒体形象，娴熟地将单纯的坏孩子与多愁善感的斯芬克司<a id="w5" href="#m5">^[5]</a>融为一体。

他有一个朋友目睹了他成名前的那些日子，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白兰度对于自己梦游者般的自画像。“没错，他是个喜欢沉思的人，”他那个朋友说道。“在他心里，仿佛有一间隐匿的房间，他时常匆匆跑进这房间里面，独自发愁，又十分贪婪，就像一个守财奴守着金子。而这并非完全是座幽暗城堡。只要他想，他可以马上从里面抽身出来。他身上有那种不羁的童趣。他曾经住在五十二街一个古旧的褐色砂石建筑里，附近有一些爵士乐汇集的地方。他时常爬上屋顶，将纸袋中装满水后，扔到从俱乐部里出来的那些个笨蛋身上。他房间里的墙壁上写着‘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你就白活了’。没错，他的公寓里经常很热闹——马龙敲着小手鼓，放着唱片，一群人在里面，有演员工作室的小子们，还有许多他碰上的落魄者。他有时很温和。他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不喜欢投机的一个。对那些能够帮助他的人，他满不在乎；你或许可以说是他主动回避这些人。没错，这件事——他不喜欢哪种人和他喜欢哪种人，二者皆然——部分源自于他的不安全感、他的自卑情结。他朋友中几乎没有人是与他旗鼓相当的——没有他需要与之竞争的人，你懂我的意思。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些迷途的人、将他视为偶像的人、在这些或那些方面依赖于他的人。他带出去的女孩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普通的那种秘书类型的——可爱得很，但却不会引来大群的狂蜂浪蝶。”（最后提到的这个有关白兰度的癖好，在他青少年时期也是如此，他祖母曾经这样说道，“马龙净挑些斗鸡眼儿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