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领地里的公爵（第1 / 5页）

“……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总是不开心。我记得，那是在四月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西西里。那天天气很热，四处开满了花。我喜欢鲜花，那些能够嗅到气味的花。栀子花。长话短说，那是在四月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西西里。我一个人出去了。躺在一片鲜花盛开的土地上。然后睡着了。这让我很开心。那一刻我很开心。啊？你说什么来着？”

剧组内部，有人觉得白兰度的小圈子在社交上对他保护过度，使他们无法按自己的心愿更好地“深入了解这个人”。白兰度来日本已经一个月有余，在此期间，他在拍摄现场总是以一副亲和力很强的年轻人的形象出现，慵懒却并不轻浮，通常乐于与同事们合作，甚至还给他们鼓励——尤其是演员们——但总体而言他并不容易结交，在等待场景变换的百无聊赖之中他更喜欢独自坐下读哲学书，或是在中学生用的那种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些东西。一天工作下来，他并没有接受同事的邀请去喝上几杯，上餐馆吃一盘生鱼，然后信步在京都艺妓所在的老街区，而是独自回到酒店，闭门不出——他没有加入到在外景拍摄中通常会产生的那种大家庭式的温馨祥和之中。由于大多数最狂热的影迷本身就是电影界的业内人士，因而在《樱花恋》剧组内部，白兰度总是一个让人兴致盎然的话题；面对众人的那种好奇，以及因好奇心未能满足而产生的懊恼情绪，白兰度总是以朋友般的姿态待人，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反倒使得众人对他的兴趣变得愈发强烈。即便是电影导演约书亚·洛根，他在跟白兰度共事两周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马龙是我自嘉宝以后遇见的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人了。他是个天才。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

女仆再次来到这位明星的房里，而莫雷也正准备出来，险些被她和服的拖尾绊倒。她放下一碗冰块，一阵脸红，轻声笑着，她的小脚穿着脚趾分开的白袜，像是马蹄一般，欣悦之中一会儿抬起一会儿放下，就像一只扑腾的小马，她大声说道，“平锅派！今晚供应平锅派。”

白兰度应了一声。“苹果派。我要的就是这个。”他在地板上伸了个懒腰，松开皮带，皮带系得很紧，深深地勒进了突出的肚腩。“我在节食呢。但我唯一想吃的东西就是苹果派，或者类似的东西。”六周以前，在加利福尼亚，洛根对他说，要饰演《樱花恋》里的这个角色，他必须减掉十磅的重量，而来京都之前，他已经成功减掉了七磅。可自从到了日本以后，他不但没能抵挡住美式苹果派的诱惑，还迷上了日本美食，其美味就在于多糖、多淀粉，还有那些个油炸食品，于是他的体重又反弹了，只好加倍减肥。此时，虽说皮带已经一松再松，但还是很妥帖地勒住了他的腹部，他浏览了一下菜单，上面用英文写着种类繁多的西式餐点，他提醒自己“我得减肥啊”，于是便点了一碗汤，牛排配薯条，还点了三盘蔬菜，配菜是意大利面，黄油面包卷，一壶日本米酒，沙拉，奶酪和饼干。

“还有平锅派吧，马容？”

他叹了一口气。“那种带冰激凌口味的，亲爱的。”

（1956）

大多数日本女孩都喜欢咯咯地笑。京都宫古酒店四楼的女仆也不例外。欢笑以及强压笑意的举动令她桃腮泛红（和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往往肤色变化较大），身姿摇曳，牡丹与紫罗兰相间的和服掩映着她丰腴的身段。这种欢笑似乎来得没有特别的缘由；日本人的笑动机不明。我应邀来到一间屋子里。“你是来找马容的吗？”她喘着气说道，和众多同胞一样，露出一排金牙。接着，她像溜冰一样走着内八字小碎步，身着和服时必须得这么走路。她带着我穿过一条迷宫般的走道，允诺我说，“我帮你敲马容的门。”日语里没有“l”这个音，这个女仆所说的“马容”其实指的就是马龙——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眼下他正在京都进行一部电影的外景拍摄工作，该影片由华纳兄弟公司和威廉·戈茨影业出品，根据詹姆斯·米切纳的小说《樱花恋》所改编。

我的向导轻敲白兰度的门，尖尖的嗓子唤了一声“马容”，然后就沿着走道一路小跑地逃开了，身上的和服衣袖飘动的样子活像长尾小鹦鹉扑腾着翅膀。门开了，开门的是宫古酒店的另外一个女仆，长得像玩具娃娃般可爱，她立刻也像抽了筋一样，奇怪地笑个不停。从里屋传来白兰度的声音，“什么事儿啊，亲爱的？”而那个女仆呢，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将肥硕的小手塞进嘴里，像个啼哭的婴儿，根本说不出话来。“嘿，亲爱的，什么事儿啊？”白兰度又问了一遍，然后走到了门口。“噢，你好啊，”他见到我说。“七点了，对吧？”我们约好七点整见面用餐来着；我差不多晚了二十分钟。“好啦，脱鞋进屋吧。我这儿也忙得差不多了。嘿，亲爱的，”他对那个女仆说，“给我们拿些冰块来吧。”然后，望着那个女仆匆匆忙忙离开的背影，他把手搭在臀部，笑着说，“她们要我的命啊。她们真的会要我的命。还有那些孩子。难道你不觉得他们挺美的吗，难道你不爱他们吗——这些个日本小鬼？”

《樱花恋》剧组约有一半人员下榻在宫古酒店，这里是京都所谓的西式酒店里西式风格最典型的一家；大多数房间都配有坚固的欧式座椅与餐桌，床铺与沙发，尽管有些老旧和笨重。但是有些日本客人既喜爱本国的装饰风格，又对宫古酒店的盛名情有独钟，还有些外国游客渴望感受本地的真切氛围，却又不愿忍受真正日本酒馆的那种一本正经，为了他们方便起见，宫古酒店保留了一些以传统风格装饰的套间，而白兰度住的这间恰是其中之一。他的住所有两间房、一个洗澡间和一个由玻璃围住的阳台。若是不考虑白兰度在房间里堆得到处都是的个人物品，那么这些房间对于日本人所嗜好的简约风格而言，完全可以看作是教科书般的诠释。地板上全都铺有黄褐色的榻榻米草垫，上面放着一些真丝枕头，极为考究；壁龛上挂着一幅画卷，画的是金鱼在水中畅游，壁龛下面的台子上搁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高高的百合花和红叶，摆放得井井有条。两间房中较大的一间——里面的那间——被这位房客辟作办公室，同时他也在此用餐和就寝，房间内有一张长长的漆面矮桌，还有一席草荐。在这些房间里，日式与西式截然不同的装饰理念——一个力图以简约的陈设与极少的物品展示给人留下印象，另一个则是彻头彻尾反其道而行之——都随处可见，因为白兰度似乎不愿使用这里藏匿在纸滑门背后的储物间。他所拥有的所有物品似乎一眼都能看到。准备拿去清洗的衬衣、袜子、鞋子、毛衣、外套、帽子还有领带到处乱放，仿佛是被撕碎了的稻草人；还有照相机、打字机、录音机，以及功效大得让人窒息的电暖气。到处都是咬了几口的水果；还有一箱著名品牌的日本草莓，每个草莓都有鸡蛋那么大。再就是书籍，它们汇成一股深邃思想的瀑布，你可以从中找到一本科林·威尔逊所著的《局外人》，还有关于佛教祷文、禅宗冥想、瑜伽呼吸法和印度神秘主义的书，不过就是没有小说，因为白兰度一本也不会去读。他承认，他自1924年4月3日起就没有翻开过一本小说，就在那天他出生在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尽管他不想去阅读什么小说，不过他确是有心写上一本，那张漆面长桌上面放满了烟灰缸，里面全是烟头，还有一堆又一堆的手稿，那是他最新的创作成果，居然碰巧成了《迸发的朱砂》的电影剧本。

实际上，在我来这儿之前，白兰度就一直在潜心创作他的作品，这一点显而易见。我走进他房间里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男子，表情闷闷不乐，看上去还算年轻，我就管他叫莫雷吧，此前有人把他指给我看，说他是“那个帮马龙写作的家伙”；此刻他正蹲坐在草垫上笨拙地翻阅《迸发的朱砂》手稿。他手里拿着其中的几页说，“我说，老马，我到我房间里把这个过一遍，我们等会儿再碰头——嗯，大概十点半行吧？”

尽管白兰度并不是一个禁酒主义者，但他对酒的胃口要小得多了。我们点的那些菜等会儿才会端到我们房间里来，于是在我们等待上餐的过程中，他给我倒了一大杯伏特加，满得几乎要从杯中溢出来，而只是礼节性地给自己倒了区区的一小口。他卧在地板上，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头懒洋洋地倚靠在枕头上，眼皮耷拉着，然后闭上了，仿佛是被打了一针麻药，进入到了不太甜美的梦乡；他的眼皮在跳，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这声音十分冷静，说话的方式颇有涵养、彬彬有礼，听上去却出人意料地像个少年，带着孩子般探索与发问的精神——似乎是从遥远的梦境中传来的。

“过去的八、九年，我的生活是一团乱麻，”他说。“最近的两年或许稍稍好点儿。那种在波涛中翻滚起伏不定的体验要少一些了。你有没有找人作过精神分析？起初我非常担心。担心这会摧毁给我带来艺术创造力的冲动。一个敏感的人会在别人只产生了五种感受的情况下得到五十种感受。敏感的人更加脆弱；他们很容易变得粗暴，也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敏感。你越是敏感，就越会变得粗暴，心头结痂。永远不会进化。永远不会让自己去感知任何东西，因为你总是感知得太多。精神分析能起到帮助作用。它帮助过我，过去的八、九年，我简直就是一团糟，一团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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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声音还在继续，仿佛是自言自语自听，白兰度的演讲时常能达到这种效果，因为跟许多热衷于自己想法的人一样，他带着几分独白者的气质——他承认这是事实，对此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我身边的人总是一言不发，”他说。“他们似乎就想听听我要说什么。这就是为何总是我在讲。”

他双眼紧闭，脸在头顶上一盏灯的照射下看不到皱纹，看着他现在的这副样子，我初次见他的那一刻又恍若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47年；那是纽约的一个冬日午后，我有幸参加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排演，白兰度在剧中饰演斯坦利·科瓦尔斯基一角。正是通过饰演科瓦尔斯基这一角色才令他广为人知，尽管当时在纽约戏剧界的行家圈子里，他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与戏剧指导斯特拉·阿德勒合作演出自己学生时代的作品，还在百老汇露过几次脸——一次是在麦斯威尔·安德森的作品《卡车酒馆》里，还有一次是饰演马奇·班克斯，与凯瑟琳·康乃尔饰演的坎迪达出演对手戏，在这部作品中，他展现出的才华为人津津乐道、饱受赞誉。《欲望号街车》的导演伊利亚·卡赞当时就说过，最近又再次重申，“马龙就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男演员。”但是十年前，在那个记忆犹新的下午，他依然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至少我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我那天去排演现场去得太早，发现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正躺在舞台的桌子上，在工作灯昏暗的光线下睡得正酣。他当时穿着一件白色T恤衫和一条牛仔裤，身材敦实健壮——胳膊粗得就像是举重运动员，胸肌发达得像查尔斯·阿特拉斯（尽管上面还压着一本翻开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主要作品集》），出于这些原因——我以为他就是个剧务。我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我凑近后，看到了他的脸。那仿佛是一个陌生人的头被安在了这个肌肉发达的身体上，就像是伪造照片中的人物一样。因为这张脸一点也不够刚毅，像是将一种天使般的精致与温柔叠加在了下颌坚毅的英俊五官之上：他皮肤紧绷，额头宽阔，发际线高，眼距很开，鼻梁高挺，饱满的嘴唇带着一种性感的慵懒表情。这一点也不像是威廉斯笔下的那个缺乏诗意的科瓦尔斯基。正因为如此，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的经历真是令我叹为观止：我看着白兰度用一种变色龙般的从容塑造出这个人物残忍多变的一面，看着他如何像一只诡计多端的火蜥蜴，游走自如地进入角色，看着他自己的人格表象如何消失——就像九年之后，在这家京都大酒店里，我对白兰度1947年时的记忆渐渐地褪去，消逝在他1956年的自我中。如今的白兰度——这个悠闲地躺在榻榻米上的人，这个怠惰地拿着过滤嘴香烟吞云吐雾、滔滔不绝的人——绝对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必然的。他的身子骨变得更瘦了；发际线变得更高了，那是因为他的头发稀疏了；他变得有钱了（从《樱花恋》的制片人那里，他有望得到三十万美元的片酬，外加电影票房盈利提成）；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他还变成了“博普一代的大众情人”——变成了一个全球家喻户晓的名人，当他出现在日本公众面前的时候，他相信，想要让这张脸不被人认出来，不仅要戴上一副墨镜，而且还要戴上一副外科手术用的口罩才行。（在日本，刚刚提到的第二种伪装手段倒不如听上去那样离谱，因为许多亚洲人也戴这样的口罩，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病菌的传播。）这些都是十年岁月带来的改变。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变化。他的眼睛也变了。尽管双眼的浓咖啡色依旧，但此前的那种青涩、那种分明的不自信的痕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的他，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十足的自信，也带着一种只能称之为怜悯的眼神，仿佛他居住在文明的地方，而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眼前的这些人并非如此。（那些一直领教他这种怜悯眼神的人不一而足，有年轻女演员公开表示“马龙确实是一个精神力量强大的人物，他睿智而且十分真诚；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发现这些”，还有一位了解白兰度的人说，“他看你的那种方式，就像是他真的非常为你感到难过的样子——这真的让你有种想抹脖子的冲动。”）尽管如此，他脸上那种不可名状的温柔依然还在。或者说基本还在。因为中间的这些年里，他出过一次意外，这让他的面容看起来更具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美。在那次意外中，他的鼻子断了。我想方设法插进了一句话，“那您的鼻子是怎么断的呢？”

白兰度满脸嗔色，似乎是对晚些时候还要再碰头反应有些冷淡。我事后得知，他身体有些不适，已经在房里待了一整天，此时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这是什么？”他指着桌上剩下的手稿中摆放的几个长方形礼盒问道。

莫雷耸了耸肩。女仆送过来的；他也只知道这么多了。“大家总是给马龙送些礼物，”他告诉我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礼物是谁送的。对吧，老马？”

“没错，”白兰度说着，将这些小礼物拆开，这些礼盒跟大多数日式礼盒一样，即便礼物本身是从很普通的商店买来的，却包装得格外精致。其中一个里面装着糖果，另一个装着白米糕，吃过才知道，尽管那些米糕看上去像一朵朵白云，吃起来却如同水泥一般坚硬。两个礼盒都没有附带的卡片写明是谁送的。“每次你一回头，一些日本人就给你送件礼物。他们简直对送礼到了疯狂的程度，”白兰度说道。他咯吱咯吱地用力嚼着一块米糕，然后把盒子递给了我和莫雷。

莫雷摇了摇头，他一心想着白兰度能够答应十点半再见他。“等快到的时候再给我打个电话吧，”白兰度最后说了一句。“到时我们再看。”

据我所知，莫雷只是《樱花恋》剧组所称的“白兰度帮”里面的一员。除了这个帮助整理文稿的人外，这帮人里还有老马龙·白兰度，他是儿子的业务经理；娇美的秘书莱文小姐，长着一头黑发；还有白兰度的私人化妆师。这次随行人员的路途开销以及在当地所有的生活费在与华纳兄弟公司签订的演员合同中都已考虑在内。与传说相反，电影工作室并非总是在开销方面出手阔绰。我事后跟华纳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聊天，聊到了白兰度享有特殊照顾的缘由，他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他提的所有要求按说都不会接受。不过嘛——这个，这部电影理应有一个大牌明星压阵。大众欢迎的明星——这对票房来说才是真正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