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地上的房屋（第2 / 3页）

她的劝说无济于事；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在冷淡的氛围中告别。不过圣诞节那天，她寄给了我一张贺卡——一张卡帝亚的雕版画，上面刻着一棵臭椿树凄凉地保护着那些尸骨。还有一次，我曾经在面包房遇到过她，我们当时都在那儿买核仁巧克力饼，我们谈到了当局对她的请愿作出的无理拒绝：唉，房子都被那些拆房的给拆了，教友们也住了进去。同样是在那次，她无比遗憾地告诉我说那只叫比利的猫从她的保护下获释后，的确是回到了圣乔治巷的堕落生活中。

圣乔治巷与一家小电影院毗邻，是一处阴暗的流浪汉聚居地：无家可归的酒鬼从唐人街和包厘街钻出，悠悠地走过桥来，跟其他一些无家可归的蛮荒生灵共享这条小巷；猫啊，多得就像溪水中的米诺鱼，夜幕降临时，便是它们齐聚规模最大的时刻；因为这时，随着黑暗来袭，一些眼神怪异的女人——她们与罗马的那些身着黑衣、经常出没于猫咪竞技场的爱猫狂热者并无二致——会悄悄地在小巷中穿行，一路发出怜爱的嘶嘶声，还有一袋又一袋的碎三文鱼。（这倒不是说奥斯特胡伊岑夫人沉溺于这种略带不良的嗜好：对于动物，她的行为，虽然有些过火，却终归出于好意，而且在高地也并不鲜见；高地养宠物的人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从街头收养。令人吃惊的是，居然有如此多的迷途猫咪游荡进了这片社区，仿佛他们是受到本能所驱，知道自己可以在这里找到某个人，不忍心让他们在雨中一路尾随；相反，他会带着他们回家，给他们热牛奶，还要给沃瑟曼医生——也就是伯尼——打电话：这个西装笔挺的兽医随叫随到，整洁的医院里回荡着巴赫的钢琴协奏曲，还有前来接受护理的动物的叫声。）

就在刚才，为了寻找与这些文字有关的东西，我还在一堆象形文字般的混乱记录（我把它叫做我的日志）中搜寻着。奇怪，真是奇怪之极，这些零零星星的速记——其中大多数的含义我现在都已无法理解。上帝知道“科布拉街上空的雷声”是指的什么。还有“用十七种语言说同一句陈词滥调的语言腹泻”。除非这个是用来描写当地最令人生厌的人——一个能够使用多种语言、健谈到令人感到恐怖程度的语言学家，只是不能用任何一种语言清晰表达。不过，“把T和G带到G和T”我却是看得懂的。

头两个首写字母代表两位朋友，后者代表不远的一家餐馆。想必你一定听说过它的名字，“盖奇与托尔纳”。就像新奥尔良的“柯尔柏与安托万”一样，“盖奇与托尔纳”也是上个世纪传承下来的店铺，在很大程度上，都保留着始建时的风格特征。煤气灯舞动的火光不是一时的噱头；同样，那些表面平整、质地优良的大理石面餐桌和那些镶着金边的漂亮镜子也不是怀旧的做作——相反，它们见证着经营者的一丝不苟，是他们将这里的风格尽可能保留下来，一如它1874年开业那天，使我们有幸得以亲见。你或许意想不到——因为店面里没有任何“水族馆餐厅”里常见的那种廉价海洋饰品——但是这里的特色就是海鲜，质量也是最为上乘的。这里的海鲜杂烩羹会让最难以取悦的东部沿海人认可。这里的龙虾一定会让尼禄满意。而我自己呢，是个软壳蟹迷<a id="w5" href="#m5">^[5]</a>：一盘烧蟹，半块柠檬，一杯冰镇夏布丽白葡萄酒——沁人心脾莫过于此。还有这里的服务员——这些视其工作为荣的黑人，保持尊严但乐于微笑，他们也令“盖奇与托尔纳”增色；他们那洗过无数次的制服外套衣袖上骄傲地别着军衔式样的臂章，这些是按照他们服务的年限授予的；如果这是一支军队，那么其中有些人已经是将军了。

这附近还有一家餐馆，名气要略小一些，不过同样古色古香，菜单也几乎一模一样：乔家餐馆——顺便说一句，乔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姑娘。在高地的边缘地带，刚好在布鲁克林再度成为布鲁克林之前，有一条吉卜赛人聚居的街道，街上有些吉卜赛酒馆（在那里可以占卜未来，纹身刺青，还可以品尝一杯又一杯的摩尔茶）；那里还有一个阿拉伯裔美国人居住的街区，街区里有一些浸透了香料的餐馆，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一种撒了一层芝麻的硬皮煎饼，饼都是新鲜出炉的——有一次，我把我自己的那份带到了海滨，打算与海鸥分享这份美食，但我一阵狼吞虎咽过后，食物已是丁点不剩。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漫步在大桥上，凉爽的清风唱着歌儿穿过钢斜拉索，空中，繁星流动，脚下，船舶停靠，真是令人陶醉，尤其是你朝着唐人街的烤肉和糖醋香味飘来的方向走去的时候。

教父喜欢环游世界。常常是接二连三，马不停蹄：他一会儿在塞维利亚，一会儿在哥本哈根，一会儿在米兰，下周又去往曼彻斯特，周游四方，挥金如土。采购记录：从一座丹麦城堡买下了一件蓝色陶器；从一间古老的伦敦药房买了一个粉色药罐，还有英国的铜器、巴塞罗那的灯具、巴特西的匣子、法国的纸镇、意大利的魔法球、希腊的圣像、梵蒂冈的黑人像、西班牙的圣徒像、韩国的橱柜；还有杂物，令人惊讶的杂物：一大堆破损的玩具娃娃、残缺的纽扣、一只袋鼠标本、一笼子的猫头鹰，放在一个大玻璃钟罩下面、过时的游戏拼图、已经倒台的政府发行的纸币、一把象牙伞柄的雨伞，伞柄尚存，伞面不见了踪影、带有装饰物的便壶、刮脸的刀具、无从修理的破钟、断裂的小提琴、重达七百磅的日晷、动物的颅骨、蛇的椎骨、大象的脚掌、雪橇上的铃铛、爱斯基摩人的雕刻品和剑鱼标本，还有中世纪挤奶女工的凳子、锈迹斑驳的枪械以及圆舞曲时代破碎的镜子。

而后教父拖着这些宝贝，回到布鲁克林的家中。这些东西被开箱取出，加入到已然杂乱无章的收藏品之列：黑人昂首阔步地步入这片昏暗而神奇的地方，剑鱼在店铺里如大西洋一般深邃的暮色中遨游。它们终会离开这里：古玩发烧友，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出于对美的纯粹热爱——定会来到此处，将它们运走。所以现在，四下逛逛吧。你一定会发现一株李树，也可能是一株桃树。那个纸镇——它的里面囚禁着一只巴卡拉蜻蜓。如果你想要的话，现在就拿走；明天的话，要么是后天，我保证你会在第五十七街上看到它，价格翻了五倍。

教父有个助手，就是他的妻子福罗伦斯。他的妻子是巴拿马人，相貌端庄，神采奕奕，身材高大，配上她爱穿的那条长裤，显得十分匀称漂亮，她爱摆出一副傲人的姿态，站在顾客们的对面，带着一种近乎草率的轻蔑态度——要么买下，要么走人——不过眼下，这个可怜虫受到规定所限，容不得她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哪怕是报价也不成。只有教父，凭着其出奇的好记性，在顷刻间就能从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物件中找出任意一件，只有他才有这权利。教父生在布鲁克林，长在海滨，时常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一支又湿又冷的雪茄，他身板结实，身材矮小，精力充沛，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讲起话来嗓门粗鲁，眼神中带着戒心，谨慎而敏感，要是有什么烦心事让他舌头打结，他就会眨眨眼睛，尽管如此，教父却是个懂得鉴赏的人。他是一个强硬的鉴赏家，绝不跟人废话，一旦做出了估价就不再啰嗦，而是简单明了地说：“把东西放下！”然后说道，“你要是能够在曼哈顿半价拿到，我就白送你一件。”教父夫妻俩简直是一对绝配，夫唱妇随。我一周要去他们的店里逛上好几次，眼下已临近十月，此时一只形如女巫小屋的富兰克林火炉温暖了空气，福罗伦斯端上苹果酒，还有一些湿软可口的红枣核桃面包，这些是她每天用废弃的咖啡罐烤出来的，一天不落。偶尔，在这样喜庆的午后，教父会专注地凝望，不时眨巴眨巴眼，那眼神中带着一丝隐约的狐疑，然后，仿佛这些浪漫的收藏品正带着一种威胁的意味向他靠拢过来，他突然说道，“我一定是疯了。把我的心扑在这样一笔稀奇古怪的生意上面。还有这些投资。光是钱就投了多少！你说句实在话，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

显然不会。不过，要是科尼利厄斯·奥斯特胡伊岑夫人问这个问题的话——

像奥斯特胡伊岑夫人这样有地位的人，屈尊将我视为熟人，这看上去似乎不大可能。这还是得益于一磅给狗吃的肉。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肉铺的伙计给我送货的时候，将原本属于奥斯特胡伊岑夫人的碎肉饼误送到我这里了。我在订货单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因为时常留意到她的住所——那是一座石榴红的城堡，那种感觉会让人不禁回想起旧时曼哈顿河畔车道上的嘉信大厦——我想着索性亲自把这包裹给她送过去，倒不是奢求与这位不凡的女士见上一面，而至多只是憧憬着能走进她的富庶的领地瞟上一眼。富庶，因为曾有人对我如是相告：她的府上有一个男管家，还有六个侍从。这并非是高地上独一无二的豪宅：我们有幸与数位奢华生活的践行者为邻——然而，奥斯特胡伊岑夫人是所有人的女王<a id="w4" href="#m4">^[4]</a>，这一点，却是无可争辩。

另一则日志的标题上写道：“幽灵酒店终于有人入住了！”意思是：在经历了数月的观察后，每时每刻，风雨无阻，我终于看见了一个人出现在河畔一座建筑物的窗前，这栋仿佛闹鬼的房子坐落于高地脚下的水街。我总是选择这座孤寂的酒店作为我散步的终点：我觉得这里带着浪漫气息，当我心情烦恼时，我会想着就在此处归隐，因为这里像阿陀斯山<a id="w6" href="#m6">^[6]</a>一样与世隔绝，比叙利亚最偏远的穿甲士山脉还要偏远。这块地方是奇力克斯克广场的尽头，白天，这里面朝河水，无人纷扰；夜间，鸟雀无闻：万籁俱寂，唯有雾角与远处上方大桥上传来的车辆低鸣声。宁静，惟有过往的渡轮和拖船闪着忽明忽暗的灯光。

酒店共有三层，河面反射的一片片斑驳的阳光还有大桥那拼图般残缺的倒影在窗户上摇曳；但是在玻璃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在动：房间里，窗台上摆放着牛奶瓶，挂钩上挂着礼帽，床铺还没有整理，电灯也还亮着，尽管有这种种迹象证伪，但看上去这间房还是无人居住，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正如“玛丽·塞莱斯特”号<a id="w7" href="#m7">^[7]</a>上的水手，听见敲门声后打开房门的客人们一定都被一个陌生人吞下肚去了。那我看见的，会不会是那个陌生人呢？或许就是——“幽灵酒店终于有人入住了！”我只约略瞟过他一眼，那是在四月的一个下午，天空蔚蓝，万里无云；而这个人——一个秃顶的家伙——穿着内衣，一把推开窗户，活动了一下毛茸茸的胳膊，打了一个大呵欠，大口吸进河面的微风——然后他就不见了。不对，我仔细寻思一番后，便不想再次涉足这个酒店了。不然我要么会被吞噬，要么会吹破我的这个谜团。儿时的我们，对神秘的东西总是很敏感：上锁的匣子、紧闭的大门背后传来的声音，还有“那是什么”潜伏在树里，躲在街灯的每道影子下；而随着我们年岁渐长，一切都能解释得清清楚楚，那种编造让人感到愉快的警报的能力也在日渐丧失：这不是件好事，而是一种遗憾——我们这一生，应当相信有幽灵酒店的存在。

快要到她住所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穿着波斯羔羊皮的人十分焦急地按着门铃，不停地敲着铜门环。“你个该死的，梅布尔，”她对着门说，然后转过身，瞪了我一眼，我当时正在上台阶——她就像是玛丽安·摩尔小姐（回想起来，她也是布鲁克林人）的复制品，只是后者柔弱温和，而她却身材高挑，令人生畏。她苍白的眼睛没有睫毛，嘴唇像是刻刀刻出来的一样，一头银色的短卷发。“啊，是你啊，我认识你，”她带着谴责的口吻，这时她背后的门开了，一位爱尔兰老太太走了出来，一身长裙没住脚踝。“这么说，我想你是来签请愿书的吧？很好，很好。”我嘴里喃喃地作着解释，恭顺地说着客套话，然后将肉铺的包裹递给她；她就像是接过了一条臭鱼似的，战战兢兢地把它拈在手上，直到后来那个女仆说了一声，“夫人，这个好小伙儿拿来的是给玛丽小姐的肉。”

“没错，那就别傻站着了，梅布尔，把肉拿着。”然后，她看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具有贬低意味的惊诧，而我出于对她的礼貌却无法用同样的神情来回应她：“把鞋脱掉，进来吧。我们来谈一下请愿书的事。梅布尔，让墨菲拿一些布里斯托尔酒和饼干……哦？去看牙医了！我告诉过他别去弄那颗牙的。真是荒唐得要命啊，”我们走过门廊的时候，她嘴里骂骂咧咧。“他怎么就不去催眠师那里，我不是跟他说过嘛？玛丽！玛丽！玛丽，”正当她说话的时候，一只狗忽然跑了过来，它虽拥有凶残的血统，但却是只挺友善的狗：这是一只西班牙猎犬，兼有松狮犬的特征，四条腿又像是腊肠犬，“我想梅布尔备好了你的午餐。梅布尔，把玛丽小姐带到厨房吧。我们等下在红屋里吃饼干。”

这间屋子里面，红色只体现在一碗瓷玫瑰和一篮蛋白杏仁草莓中，屋里挂着天鹅绒窗帘，透过窗帘，一番景象令你的脉搏跳动加速：天空，天际线，远处，斯塔恩岛上枝繁叶茂。就其他方面而言，这间屋子过于精雕细琢，沉闷而乏味，就像一大块稳健保守的糕点，显得并不出众。“这是我祖母的卧室；我的父亲喜欢把这里当做客厅。科尼利厄斯——就是奥斯特胡伊岑先生——去世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的确是突如其来：当时他正在听着收音机里那个罗斯福的演讲。暴病突发。诱因是心情激愤，还抽着雪茄。我相信你不会要求在这儿抽烟的。请坐……不是这儿。是那儿，窗子旁边。东西在这儿，应该就是这里，在这个抽屉里的某个地方？要么是在楼上？该死的墨菲，这个讨厌的家伙老是乱动我的——慢着，我找到了：请愿书。”

请愿书上陈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并且对其表示反对：某个小宗教组织买下了高地上半个街区的房屋，并且计划将其夷平，取而代之以一栋宿舍楼用以安置其信徒。请愿书后面附有几十名反对者的签名；西里太太一家签了字，还有亚瑟·弗尔·文森先生和K·麦卡耶·布朗洛太太——那些曾经在草坪上玩耍的孩童的后人们，那些守旧派的幸存者们——这些人经历了他们的社区中最黑暗的时刻，那些定期来奥斯特胡伊岑女士家参加隆重晚宴的少数幸运儿。对于其抗议的合理性，她没有浪费半点口舌，只是说了句，“签吧。”她下了命令，就像凯瑟琳·德·鲍尔夫人对科林斯先生下达了指示。

雪利酒送到了；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群猫。伤痕累累的战士们身披好似染了麻风病的皮毛，长着歪歪斜斜的眼睛。奥斯特胡伊岑女士朝它们当中最不体面的一只走去——那是个虎皮条纹的大盗——然后对我说，“这个你可以带走。他跟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把他调理得生龙活虎了，相信你定会尽心去养他的。狗？你养什么类型的狗？好吧，我不赞成养纯种狗。任何人都愿意带他们回家。我把玛丽小姐从街头带回了家。还有小可爱露易丝、小老鼠，还有小甜甜威廉——我的狗，还有我所有的猫，都是从街头捡来的。往下看，花园里面，在臭椿树下。那些标记：你看到的就是坟墓，有些自我童年时就在那里了。那些贝壳是金鱼。黄色的珊瑚——金丝雀。白色的石头是兔子；那些鹅卵石组成的十字：我的最爱，第一个玛丽——天使一般的女孩儿，在河中沐浴，却染上了致命的风寒。我曾经跟科尼利厄斯，也就是奥斯特胡伊岑先生开过玩笑，我跟他说，哈—哈，我说我打算把他埋在那里，和我其他的宝贝儿们埋在一块。哈—哈，他没有被逗乐，完全没有。哦，我想说的是，你养狗，这不要紧：我们这儿的比利勇气十足，他能招架得住。不，我坚持要求你收下他。因为我不能再收留他太长时间了，他扰得人心神不宁；可要是我放了他，他又会回到旧日圣乔治巷里的堕落生活中去的。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让自己的良心背负这样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