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勇（第1 / 6页）

就在这时，有个人昂首阔步地从我这间狭小的玻璃门监狱边经过——一位倨傲不驯，相貌美丽的黑人女斗士，穿戴着价值亿万美金的钻石和金色貂皮，环绕在这个明星周围的是一群轻浮的随从人员，喋喋不休，穿着俗气，像是歌舞剧中的男歌手。这个夺目的魅影，她的出现以及华丽的着装在行人中引发了一阵骚动，她到底是谁呢？是我一个朋友！一个老朋友！

我（打开电话亭的门；高声呼喊）：珀尔！珀尔·蓓莉！（真是奇迹啊！她居然听到我的声音了。她那些随从们也都听见了，）珀尔！求求你到这儿来吧……

我忘了时间，在审判开始那天，我还逗留在棕榈泉。那天早上，我的房东急匆匆地跑到我的房里大声喊叫：“快点！都上收音机了。他们有拘捕令，要抓你呢。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到这儿来。”房东名叫默特尔·本内特，是个忠心耿耿的朋友。

实际上，二十分钟之后，棕榈泉的警察就出动了全部警力杀了过来，而且备好了手铐（这情形有些杀鸡用牛刀了，不过相信我，加州的执法部门非同儿戏）。然而，尽管他们拆除了花园，把房子搜了个底朝天，却只发现了我停在车库里的车，还有卧室里忠诚的本内特太太。她告诉他们我头一天就离开这里去纽约了。他们不信，可本内特太太在棕榈泉可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位黑人女性在过去四十年里是一名杰出且有政治影响力的社区成员，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向她追问什么。他们只是向全境发出警报通缉我。

那我当时在哪儿呢？嗯，我当时正开着本内特太太老式的浅蓝色雪佛兰沿着高速公路跑呢，她买下这辆车的时候，它一小时还跑不到五十英里。但我们思量了一下，觉得我开她的车比开我自己的车要更安全一些。倒不是说我真能找到任何安全的地方；我就像是一只嘴里咬着鱼钩的鲶鱼一样心惊肉跳。我到了棕榈沙漠的时候，距我离开棕榈泉已经有大约三十分钟了，我下了高速公路，转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僻静小路，这条路从沙漠直通圣哈辛托山脉。沙漠里很是炎热，超过了华氏一百度，但随着我在这座渺无人烟的大山上越爬越高，空气变得凉爽起来，后来变得有些冷，再后来就更加寒冷了。这倒问题不大，只是这辆老式雪佛兰的供热系统就运转不灵了，我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本内特太太匆匆忙忙地冲进我屋里用充满恐慌的声音向我发出警报的那一刻——身上穿的什么，这时也就只能将就了：凉鞋，白色亚麻宽松裤，还有一件很薄的波罗羊毛衫。我出发的时候，就只穿了这些，带了钱包，钱包里有信用卡和三百美金。

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目的地，还有一个计划。在圣哈辛托山脉，就是在棕榈泉和圣迭戈中间，有一个阴冷的小村庄，村庄的名字叫做爱迪尔维尔德。夏季，沙漠里的人到此旅游避暑；而到了冬季，这里则是滑雪胜地，尽管这里的雪和滑道都差强人意。但眼下是淡季，这个满是中规中矩的汽车旅馆还有假木屋的地方倒是个隐匿的好去处，至少我还能够喘口气。

这俩旧车哼哧哼哧地翻过最后一座山头开到爱迪尔维尔德的时候，那里正在下雪：这雪是初雪，弥漫在空气中，刚落下来就融化了。村庄很偏远，大多数汽车旅馆都关了门。我最后驻留的那家旅馆叫做爱斯基摩小屋。天啊，这里的设施就像因纽特人的冰屋。这里有一个好处：旅店老板显然是这里唯一的人类，他是一个半聋的老人，耄耋之年的他对单人跳棋游戏要比对我感兴趣得多。

（1979）

时间：1970年11月。

地点：洛杉矶国际机场。

我坐在电话亭里面。这时刚过上午十一点，我在这儿已经坐了半个小时，佯装是在打电话。从电话亭里，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38号门，环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午间直飞航班按时刻表将从那里起飞。我已经在那趟航班上预定了一个位置，票是用化名定的，但我非常怀疑我是否能够登机。一是因为入口处站着两个高个子，两个戴着圆边礼帽的狠角儿，此二人我都认识：他们是圣迭戈治安办公室的警探，而且他们有针对我的逮捕令。这就是为何我会藏身在电话亭里。事实是，我真的是身处窘境。

我之所以身处窘境，其根源是我在一年前跟罗伯特·M的一系列谈话，这个年轻人弱不禁风，看上去不像是坏人，那时他是圣昆廷监狱的死囚犯，正等候处决，被判三项谋杀罪名：谋杀他的母亲和妹妹——二人均是被他殴打致死，还有一个和他关在一起的囚徒，这个人是他在狱中就这两起谋杀案等候审判的过程中给掐死的。罗伯特·M是个有头脑的精神变态；我渐渐和他熟了起来，他与我可以很随意地聊着他的生活与罪行——他知道我不会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写出来，或者复述出去。我正在对连环杀人这个主题做研究，罗伯特·M成为我档案中的又一个案例。我当时的设想是，他将是最后一个案例。

我给本内特太太打了电话，她十分兴奋：“噢，亲爱的，他们到处在找你！都上电视了！”我决定最好不要让她知道我在哪里，但要让她放心地知道我没事，而且明天还会给她打电话。之后我又跟我洛杉矶的一个密友通了电话；他也很兴奋：“你的照片都上了《检察官》了！”我让他平复下来以后，告诉了他具体要做的事：以“乔治·托马斯”的名义买一张飞往纽约的直飞航班机票，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前在他家等我。

我饥寒交迫，难以入眠；我在拂晓前就离开了，九点左右到了洛杉矶。我那位朋友正在等我。我们把雪佛兰停在他家，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些三明治，喝了我所能承受的最大限量的白兰地，然后我们开着他的车去了机场，在那里道别，他给了我那张午间直飞航班的机票，这是他通过环球航空公司帮我预订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蜷缩在这个凄凉的电话亭里了，我正坐在这里冥思苦想着摆脱窘境的对策。机场大门出口上高悬的时钟显示着时间：11：35。乘客区里已经是人头攒动；飞机不久就要降落了。而就在那里——在大门的两侧，在我的必经之路上——站着的两位先生，正是在棕榈泉拜访过我的那两名身材高大、明察秋毫的圣迭戈警探。

我想过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回到机场来在停车场的某个地方把我接上。但是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我们给逮住了，他有可能会被指控私藏逃犯。对于那些许许多多准备帮助我的朋友们来说，他们都会面对这样的危险。或许向大门口的守卫自首才是我最明智的选择。要不然，怎么着？套用一句老话，除非奇迹发生，我才能得以幸免。

突然，奇迹发生了。

于是，在我被钳闭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洛杉矶机场电话亭的两个月前，我接到了来自圣迭戈治安办公室警探的电话。他往棕榈泉给我打的电话，我在那儿有座房子。他口气很客气，轻言细语；他说他听说我跟犯人进行过很多次谈话，所以他想问我几个问题。于是我邀请他开车来棕榈泉，第二天和我共进午餐。

那位先生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和圣迭戈的另外三个警探一同前来。虽然棕榈泉地处沙漠深处，但这时空气中却飘浮着一股鱼腥味<a id="w1" href="#m1">^[1]</a>。尽管忽然间来了四位客人，而不是一位，但我还是假装没有感到任何异样。可是他们对我的热情好客却并不领情；没错，他们拒绝了午餐邀请。他们想谈的就是关于罗伯特·M的事。我对他了解多少？对我他有没有承认杀人的事情？我们聊天有没有任何记录？我就这样让他们问着问题，但我避而不答，直到最后，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对我认识罗伯特·M就这么感兴趣？

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司法上的一个技术性细则，联邦法庭驳回了对罗伯特·M的定罪，责令加州对其重新进行审判。复审开始日期定在十一月下旬——换言之，距离现在大约两个月时间。于是，他们给我讲述这些情况之后，其中一个警探递给我一份材料，材料很薄，可看起来格外像是法律文书。这是一份法庭传票，要求我出席罗伯特·M的审判，似乎是指定我为控方证人。好吧，他们耍了我，我简直要疯了，但是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们也微笑着说我真是个好人，他们深表感激，因为我的证词可以帮助他们把罗伯特·M直接送进毒气室。那个精神变态的疯子！他们大笑着，跟我道别：“咱法庭上见。”

我无意接受这份传票的传唤，不过我知道我不这么做的后果：我会因藐视法庭遭到逮捕、罚款，甚至还要坐牢。我对罗伯特·M没什么好的评价，也不想去保护他；我知道他确实犯下了那三桩他正遭到指控的谋杀案，而且他还是一个危险的精神变态，绝不应当获得自由。但同时我也知道就算没有我的证词，州立法庭也有确凿证据可以给他重新定罪。但问题的关键是，罗伯特·M信任我，因为我发过誓，不会使用或者重复他告诉过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背叛他，在道德上有些卑鄙，并且会向罗伯特·M以及我所访谈过的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证明，他们将信任托付给了一个向警察告密的人，一个平凡而普通的诱饵。

我向几位律师咨询过。他们给我的都是同样的建议：要么按传票上的要求执行，要么作最坏的打算。对于我的左右为难，大家都抱以同情，但没人能找到解决办法——除非我离开加利福尼亚。藐视法庭不属于可引渡的罪行，一旦我离开加州，那么当局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惩罚我的了。不过，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再不可能回到加州了。这对我来说所受到的冲击并不算严重，不过，考虑到我在这里的各种财产和职业承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离开，确实是件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