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 / 3页）

“如果你想见莱利，”伊丽莎白说，“去棚子里就能找到他，我猜莫德大概跟他在一起。”

我曾读到过，过去和未来是螺旋的，一个环里面套着下一个，预示着未来的主题。也许这是真的，但在我看来，我自己的生活更像一系列封闭的圆，不能自由发展成螺旋的圈：对我来说，要从一个点到达下一个，就得通过跳跃，而不是自然而然地顺过去。中间的空白，就是那不知往何处跳的等待，让我变得很弱。多莉死了之后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晃荡。

亨德森家的房子当初所在的地方，现在成了加油站。当初那里大约是十五间透风撒气的房间随随便便钉在一起，如果莱利干木工活没有那么在行，那地方很可能早被流浪动物们占据起来了。他在户外有个棚子，既是工作间，又是休息室，他会整个上午都待在那里，锯木头，刨木片。靠墙的架子上堆满了各种过去兴趣爱好的遗物：蛇，蜜蜂和蜘蛛，都用酒精密封着，有只蝙蝠在瓶子里慢慢腐烂；航船模型。他少年时对制作动物标本的热情留下了一座可怜的恶臭动物园：一只没有眼睛的兔子，身上的毛像生蛆一样，变成了绿色，耳朵像猎犬一样耷拉着——类似这样最好埋葬的东西。最近我去看过莱利几次；大个子艾迪·斯杜沃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倒霉的是他得打上又重又痒的石膏，他说那玩意足有一百磅。他不能开车，连个钉子都砸不进去，他能做的，就只有闲逛，瞎琢磨。

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好好玩一阵。

在路上我们在凯蒂德面包房停下来，伊丽莎白去店里订了个万圣节蛋糕，围裙上沾着糖霜的C.C.康蒂太太从烤炉房间迎出来，问候多莉的病情。“可想而知，还算正常吧，”她叹息道。“想象下，非典型肺炎。我有个妹妹，她得了普通的肺炎。至少我们得谢天谢地，好歹多莉是躺在自己家床上；我知道你们几个都回家去，就安心了。哈哈，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嘲笑当初办的那些傻事。瞧，我刚烤好一盘甜甜圈；你带回去给多莉，就说我问她好。”我和伊丽莎白还没走到她家就把甜甜圈吃掉了一大半。她邀请我进去喝杯牛奶，把剩下的甜甜圈都吃完算了。

伊丽莎白说，“这么快你就回来了。要不就是他们没在那儿？”

多莉轻轻说，“安静，现在安静。”

就在不到一周前，因为莱利对这种事经验丰富，所以我跟他吐露过心事，告诉他我对莫德的感情：求他指点迷津。我希望我是个巨人，那我就可以抓住棚屋，摇成一堆碎木片，砸烂大门，当面痛斥他们两个。可是——我能指责莫德什么呢？尽管她一直说莱利的坏话，可我早就知道她一颗心全在莱利身上。又不是说我们之间早有共识；我们最多算是好朋友罢了：最近几年，连好朋友都算不上。我穿过后院回去，那些骄傲的芦花鸡跟在我后面嘲弄地叽叽呱呱叫着。

夜间的房屋若突然灯光大亮，那就是宣告灾难的发生。凯瑟琳拖着脚，从一个个房间走过，将那些许多年没用过的灯一一打开。我身上仍穿着那身毁掉的道具，坐在光线大亮的前门厅里，浑身发抖，法官跟我坐在一张长椅上。他闻讯立刻赶来了，只在法兰绒睡衣外面披了件雨衣。每当韦莱娜走近，他总是很规矩地将两条光腿收好，像个年轻姑娘似的。邻居们被我们明亮的窗户召唤而来，悄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韦莱娜在门廊上跟他们讲：她的姐姐，多莉小姐，中风了。卡特大夫不允许任何人进她的房间，我们都听命，凯瑟琳也不例外，等她终于将所有的灯都点亮以后，凯瑟琳站到了多莉的门口，将头靠在门上。

棚屋在后院里，无花果树荫下。几只母仪威严的芦花鸡在门外踱步，啄食夏天里向日葵落下的种子。门上早已泛白的字迹是他童年时的警告，“闲人勿进”。我突然有点胆怯。我能听到门内传来莫德的声音——她朗诵的声音，那单调起伏的调子，若给学校里的捣蛋鬼们听到，一定会很热衷模仿。随便跟谁说莱利·亨德森变成了这副样子，他一定会说莱利从树上摔下来，肯定是摔坏了脑子。我悄悄来到棚屋的窗下，看到一眼：他专心在研究一个拆散的钟表机芯，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他听到的内容，并不比苍蝇哼哼更加令人振奋；他举起手指去掏耳朵，仿佛是为了降低噪声刺激的干扰。然后，正当我决定要敲窗吓他们一跳的时候，他把机芯放到一边，绕到莫德身后，合上她手里正念着的书。他微笑着，将她一缕头发捏在手里——她就像小猫被捉住了后颈皮似的，温顺地站了起来。突然间，他们仿佛镶上了金边，周身的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睛。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接吻。

我待在菲尔咖啡馆，玩弹子机赢免费啤酒；卖给我啤酒是违法的，但菲尔心里有数，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继承韦莱娜的钱，也许能帮他进入酒店行业。我往头发里抹上发蜡，跑到别的镇上去跳舞，深夜里用手电筒闪，用石子敲姑娘的窗口。我认识乡下有个黑人卖一种叫“黄鬼”的杜松子酒。谁有汽车我就跟谁好，对谁殷勤。

几天之后，我在街上碰到了伊丽莎白·亨德森。她刚去过美容院，因为她的头发刚卷好，指甲也抹着蔻丹，她看起来完全像个大人了，我称赞她美。“是为派对打扮的。我希望你的道具服装准备好了。”突然我记起来了：她和莫德请我去装扮成算命巫师的那场万圣节派对。“你不会忘了吧？哎呀，柯林，”她说，“我们忙得像狗一样！赖尔登太太做了果子酒。要是有人撒酒疯什么的，我可不会奇怪。总归这是莫德的庆祝会，因为她得了奖嘛，还有，”伊丽莎白扫视街道，寂静的房屋和电话亭显得死气沉沉，“她要走了——去上大学，你知道的。”一种孤寂感袭来，我们俩都不想各走各路：于是我提出送她回家。

因为我醒着的时间，一刻也不想待在泰博大宅里。那里面的空气太厚重，不流动。厨房被陌生人占据了，那是个内八字脚的有色人种姑娘，整天在唱歌，就像小孩子到了晦气的地方，哼着歌给自己壮胆提气。她烧饭不好吃，任由厨房的天竺葵枯萎死去。当初韦莱娜雇她，我是赞同的。我以为这样能让凯瑟琳打起精神来工作。

每个听过莫德演奏的人都同意她应该拿第一名。结果她得了第二，这让她家人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她可以拿半份奖学金，去大学里学音乐。可我们仍然觉得这不公平，因为她演奏得非常美，比赢得大奖的那个男孩子好太多了。她演奏了父亲的小夜曲，在我听来，就跟那天在林中听到的一样美。打那天往后，我浪费了好多个钟头，涂画她的名字，在脑袋里描绘她的魅力，她头发那香草冰淇淋般的颜色。法官来访，正好赶上听广播，我知道多莉很高兴，因为这一来仿佛我们又一次在林中聚首，音乐像蝴蝶般在身边翩翩飞舞。

相反，凯瑟琳一点想打垮这新来姑娘的兴趣都没有。她隐退回了自己在菜园里的家。她把收音机也带走了，过得很舒适。“我撂下挑子，就万事大吉了。我要享受休闲，”她说。休闲生活令她发胖，她两脚都肿了，只好把鞋子割开一条缝。她继承了多莉的习惯，并且愈演愈烈，比如爱吃甜食；她让杂货店给她送两大盒冰淇淋到家里，当晚餐吃。她坐着时，时常有糖纸落在腿上。她还想尽办法挤进多莉从前的衣服里，直到后来身材太走样，穿不进为止。仿佛这么做，她就可以把朋友留在身边。

大厅里有个衣帽架，上面有好多钩子，还有一面镜子。多莉的天鹅绒帽子挂在上面，日出的时候，清风吹过房间，镜子里浮现出帽子微微颤动的面纱。

“念书给他听。诗歌，剧本。莫德真是可爱极了。虽然我哥哥过去待她一点都不好，但她还是既往不咎。我猜，像他那样，经历了一次差点没命的事，我猜这能改变一个人——让他变得更愿意接纳好的事物。他会整个钟头都让莫德替他读书。”

于是我突然心里明镜一般，知道多莉离开了我们。不知多久之前，没人知道的时候，她就走了；在想象中，我跟随她去了。她穿过了广场，到了教堂，现在她到了山上。印度草在她身下闪着光，她只需走那么远。

“莫德·赖尔登？”我有理由感到惊讶，因为从前我去探访莱利的时候，跟他坐在棚子里时，他曾讲过一番道理，说在这里不会有姑娘来烦我们，他吹牛说他这里的门槛没有女性获准踏进来过。

第二年九月，我跟法官一起出了趟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不常碰到——有一次我们在广场遇见，他说我想去的时候，尽管去看他。我想去来着，但每次当路过贝尔小姐公寓，我都转过脸去，绕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