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母亲（第1 / 2页）

头一天驼队停在托马得牧场一个光秃秃的小山顶上，我们两家的驻地离得很近。这天夜里只休息了两个小时，半夜十二点大家就开始打包了。昨夜我的外套不知何时掉到地上，先被露气打湿，又被结结实实冻在满是冰霜的草地上，使了好大劲儿才将它从地上扯脱。

离开冬库尔时，由于几家人一同转场，便与她同行了一路。那次同行是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保拉提媳妇站起来的模样（之前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她，总躺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似乎一直病着，从没好过）。她和她的小姑子加孜玉曼一样纤瘦，但体质弱了许多，眉目暗淡，影子一样虚弱。再想一想，阿依若兰还没满月呢，也就是说，这个小母亲还没出月子。加上十多天前的那次大转场（那时她刚生产完没几天），天气恶劣，怕是淋了一路的雨，肯定对身体影响很大。

与之前那两次搬家相比，这一次的路更艰难，并且更漫长。我们走了整整三天，一共翻过了四重大山。在险要的山路上，所有骆驼的鼻子都挣出了血。

我一看，她气色的确很差，眼睛红红的，便问她是不是在发烧。她摸摸自己的额头，叹息着坐了下来。

越往大山深处走，气候越寒冷，一重雨一重雪，大家都非常辛苦。依我看，最辛苦的要数保拉提媳妇了，因为她的马鞍前还横置着沉重的木头摇篮，一路上她一直小心翼翼抱着摇篮前行。

我边喝边欣赏墙上挂着的一帧很大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她穿着亮晶晶的婚纱，化了浓妆，健康又美丽，便真心赞美了几句。她却淡淡地说那时还比较胖，所以漂亮，现在瘦得不得了了。

门一关上，世界倏然割断，毡房中这方封闭而阴暗的空间令两人亲近了许多。我们坐在床边面对面喝茶，东扯西聊。谈不上多愉快，但非常安心。

谈到加孜玉曼时，她羡慕地说：“还是上学最好，当学生最好了……”

茶水烧好后，我正准备招呼大家进来，她却关上了门，说：“我们先喝，外面的人还要忙一会儿。”我虽然不解其意，还是帮着铺开餐巾，只布了两碗茶。

虽然已经是母亲了，但毕竟还不到二十岁啊。这样的话不由让人心疼。

莎里帕罕妈妈对这个儿媳妇似乎有些意见，和妈妈在外面悄悄议论了一会儿。后来扎克拜妈妈吩咐我为大家准备茶水。我进门一看，炉子是熄的，水桶是空的，便拎起桶下山提水，提回水后又抱了一些柴火进毡房。等我折好碎柴铺在炉底，四处找火柴生火的时候，那个小母亲才从角落里起来了。大约看我一个外人忙里忙外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吧？她一边系头巾一边为我取火柴，并向我解释她这几天一直牙疼，实在不想动。说的居然是汉语，还说得很像样儿呢。

搬家是重要的节日，她精心地装扮了一下，穿着很新的大红色长裙和紫红色人字纹呢大衣，披着新婚的白色蕾丝披巾，系了天鹅羽毛，倒也一身喜气，只是巴掌大的面孔上满是怯弱和忍耐。

无论我们进进出出地怎么折腾，保拉提媳妇都始终没有动弹一下。

第一天，天刚蒙蒙发亮驼队就出发了。有一阵子雨下得很大，当我经过这个小母亲的黑蹄红马时，摸了一把小婴儿身上蒙的毯子，早已湿透，结满了冰霜。又把手伸到毯子底下摸，下面的小棉被也又冷又潮。凌晨的气温在零度以下，孩子冷得哭个不停，听得人揪心。小母亲也很可怜，冻得脸发青，一声不吭。

过了没一会儿，雨又停了，我们再把东西全挪到外面。

良种队里也住着一些哈萨克族，不过全是农民。这个小姑娘从农村嫁到牧场上，从定居走向游牧，生活方式转变巨大，刚开始肯定极不适应。再说，她还那么年轻。

这时，一直静悄悄的宝宝突然大哭起来。这个母亲从容地起身，揭开毛毯，里三层外三层细细解开孩子身上的束缚（绑得真结实！当婴儿也不容易，睡觉还得用立正的姿势），把她抱出来放置在花毡上，跪在她身边找这找那，直到从被垛旁的一只旅行包里掏出了几块干净尿布。躺在花毡上的婴儿仰着脸努力仰望着高处的母亲，嘴里咿咿呀呀地嘟噜着，似乎在说：妈妈好高啊，乳房好遥远啊。

良种队是一个汉族村，紧挨着我们阿克哈拉村，就在乌伦古河上游几公里处。以前我常常和家人推着木推车步行去那里买碎麦子和葵花籽油的油渣。

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都很匆忙随意。她几乎从不出门，好不容易来我家毡房一次，悄悄往席间一坐，就跟没人似的，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真是没见过这么安静的人，往往是突然抬头一看，才知道她来了，像凭空变出来似的。她也不爱说话，但是，与其说她为人冷淡，不如说她太无所谓，无可表达。

等待茶水烧开的时间里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儿，才得知她娘家是良种队的，她从小在那里上学长大，怪不得汉话说得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