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九三二年一月（第4 / 21页）

算命先生眼珠骨碌骨碌转了几圈，职业习惯使然，他觉得这是个要钱的好当口。可方三响眼睛一瞪：“那些店员是因为抗日被抓，这种钱你也要赚吗？”算命先生瑟缩着双肩，两撇鼠须哆哆嗦嗦：“不敢，不敢。我不是要钱，我是真不知道。不过……”

“不过什幺？”

“给军队带路的是个和尚，头戴着圆而深的斗笠，斜披着袈裟，好像不是中国僧人呢。”算命先生对细节观察得颇仔细。

“那是三度笠，典型的日本僧斗笠……难道是西本愿寺？”

他们走到店前，看到整个药店门洞大开，里面空无一人，柜台上的药品俱在，柜台上的进销账簿摊开着，连旁边的墨水瓶都来不及盖住。可见当时事情发生得极为匆忙。

项松茂俯身从地上捡起一页月历。这是他和一位叫孙雪泥的画家联名推出的《抗日月历》，上面题了八个字“煮豆燃萁，内争可耻”，正是项松茂亲手书写。

“所有抗日相关的东西，都没有了。”项松茂道。这页月历上还印着一个军靴脚印。

自“九一八”之后，项松茂代表五洲药房与其他五家药房曾发布声明，抵制日货，并定制了小旗、标语、月历、海报等物料，在自家商店内陈设。眼下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到底是谁干的，不言而喻。

方三响警惕地走出药店大门，环顾四周，注意到附近砖墙上有三四个弹孔。他正要蹲下查验，却听到旁边“扑通”一声，似乎有什幺人。他飞身过去，正好撞到一个扛着卦幡的算命先生。

“正是如此。十九路军是国内头一等的精锐，你瞧，他们剿匪与抗倭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为什幺？因为打日本人，他们知道打的是谁，为谁而战。”项松茂说到这里，右手按住礼帽，难得抱怨道，“政府天天说什幺‘攘外必先安内’，这个账都算不明白。日本人都骑到脖子上来了，还左一口‘绥靖’右一句‘亲善’，到头来，还得让颜院长和我们这些人组织自救。”

两人正说着，忽然看到数辆悬挂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从远处虬江路开过来。车队看到方三响佩戴的袖标，主动停下来，一个穿着黑袍、挂着十字架的法国人从车上走下来，这人身材颀长，可惜只有一条左臂，冲方三响用力挥动着。

方三响认出他是饶家驹，是一个法国神父。早年间饶家驹在徐汇公学任教，带着学生去佘山放烟火，结果不慎被扎伤，被紧急送到红会总医院。当时实施急救的，就是方三响。虽然饶家驹的右臂最终没保住，但两人因此结识，还加入了红会。

近日闸北开战，造成许多难民流离失所。饶家驹自告奋勇，趁两军停战之时，带着几辆救护车冲入闸北，让受困难民往安全区撤。

方三响朝车队后头望了一眼，这几辆救护车里，塞满了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孺。有半大的孩子趴在车窗边，有一脸愁容的女子闭目不知所措，也有满脸皱纹的老者，手还紧紧抓着包裹。他们原本的生活贫困，但至少安定，不过朝夕之间，骤成难民，很多人还是一脸懵懂。

说来讽刺，上海的医院和药房附近，总会有一两个卦摊。人们依靠科学尚不踏实，总要求助于神灵来做验证，才放心去治疗。

方三响揪住那个算命先生，问他这里发生的事。这个算命先生比较蹩脚，没算出自己今天不宜出门，被这个铁塔大汉唬得瑟缩成一团，半天才讲明白。

原来在前一日，虹口有一个日本的居留民团耀武扬威地从老靶子路经过，突然从药店方向传来几声枪响，打死了两个人，民团吓得一哄而散。开枪的是谁，算命先生并不知道，也许是爱国义士，也许是失散的十九路军士兵。过了一阵，开来一支日本正规军，不由分说冲进药店，把十一个店员全都拖走了。

“日本人大概觉得，这个药店里反日气氛这幺浓，一定在包庇枪手吧。”算命先生哆哆嗦嗦。

“他们被抓去哪里了你知道吗？”项松茂从药店里走出来，一脸焦急。

饶家驹问方三响去哪里，方三响说去吴淞路那边去救一批平民。饶家驹看看左右，用熟练的汉语提醒道：“你要小心，日本人不是太讲规矩。”方三响心中一沉，饶家驹这幺说，必然是经历了什幺。

可惜两边都赶时间，不容细聊。饶家驹临行前叮嘱了一句，如果遇到什幺危险，尽量往苏州河那边去，他的车队会在这条线上持续收容难民。他的法国身份，多少能起到一点庇护作用。

望着车队远去，项松茂叹道：“饶神父真是个好人。可我们在上海，居然还要靠一个法国人才能得到庇护，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方三响眼神闪动，不由得又想起了老青山下那一句撕心裂肺的疑问。

“魏伯诗德先生，这幺多年，我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心中的一个稚嫩声音，懊恼地沉吟道。

两人很快来到了老靶子路。这条路早年是租界商团武装组织训练的靶场，因而得名。后来靶场搬迁，这里建起了一座工部局警察医院，但名字沿袭下来。五洲药房的第二支店，正好距老靶子路与吴淞路的交叉口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