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九三九年三月（第1 / 15页）

首先这支队伍的人员组成虽然复杂，行动却极有条理。一声令下，有人负责把伤病员抬上马车，有人负责收拾药具病历，有人去挑扁担与箱子，大家都有条不紊。偌大的一个医院，半个小时之内居然就动身了。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岗位与职责。边区医院这个利索劲，应该演练过很多次，简直比许多军队还高效。收拾妥当之后，一分钟都没耽误，所有人挑起担子立刻上路。

这时方三响注意到了第二个古怪之处。

这支队伍里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却没见到任何宪兵或士兵在旁边监督。当然，队伍里也有少量的警卫部队，但那些士兵自己也都挑着担子，埋头赶路。若国军这幺漫不经心，恐怕走不到一半民夫就跑光了。而眼前这些老百姓完全不用督促，倒像是自家的事一般，一个个跑得专心致志。

这是延安留给方三响的第一个印象。

这是全面抗战的第三个年头，战事越发艰苦。考虑到中国的医疗力量匮乏，于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总干事林可胜的倡导下，成立了全国救护总队，把全国的医疗力量整编成几十个分队，分作医疗、医护、防疫等功能，派遣到各个战区支援。

方三响原来在总医院时负责时疫防治工作，被编入了第54防疫队。这支队伍原本应该进驻西安，但林可胜很快给出了新指示，让他们前往延安，配合先期抵达的第10、第23医疗队和第7医护队为共产党政权提供服务。

关于延安和在延安的共产党，在很多人心目中一直以来都是个神秘的存在。关于他们的传闻不绝于耳，充满矛盾。

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人原来是盘踞在江西的一伙土匪，被政府剿灭之后，一路流窜到了西北，然后政府考虑到抗战大业，将其收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方三响记得，在整栋哈佛楼里，曹主任最喜欢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财务室，里面有银钱叮当响；另一个则是透视室，里面放着一台德国产的爱克斯光机。这是医院里最值钱的设备，曹主任把它盯得比自己眼珠子还紧，曾经有年轻医生好奇，跑进去摸了一下，结果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扣了足足半个月薪水。

如果曹主任知道方三响现在做的事情，只怕会直接吐出三升动脉血。

方三响宽厚的肩膀上，此时正压着一根竹扁担。扁担两头各系着一个方形大木箱。左边的箱子上贴着“旋转阳极X射线管”及“纯钨靶盘”两张字条，右边的箱子上贴着“三相高压发生器”和“钨酸镉荧光屏”。

这两个箱子都颇为沉重，两头把扁担压得极弯，活像一张绷紧的弓。随着方三响健步如飞，箱子随扁担上下颤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但方三响认为其中疑点实在太多。江西和陕西相距极远，哪家土匪会流窜那幺远还不散伙？而且，既然他们已穷途末路，政府为何不一口气剿灭，偏还要在西安事变之后招安？更重要的是，方三响读过《新青年》和许多宣传小册子，更认识一个投奔了那边的农跃鳞，知道共产党所言所行，绝非报纸上叱骂的土匪那幺简单。

所以这次来延安，他是带着一肚子好奇前来的。

可没想到的是，第54防疫队刚刚抵达延安没几天，宝塔山上的铁钟就响起了警报，日军飞机来轰炸了。位于延安城内的边区医院门诊部紧急进行疏散。第54防疫队的队员屁股还没坐热，也跟着忙活起来。

边区医院有一台极其宝贵的爱克斯光机，是之前第10医疗队千辛万苦从山东运来的。这东西太金贵了，不能磕不敢碰，但实在太重。方三响自告奋勇，把其中两箱关键部件挑起来，跟着大部队朝城外奔去。

若说空袭与疏散，方三响也不是没有经验。他开战后一直活跃在一线进行救护，经历过很多次。但这一次疏散，他却感觉处处透着古怪。

方三响不懂标签上那些拗口的名词，但他知道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一台西门子牌爱克斯光机的关键部件，而且是方圆五百公里之内唯一的一套。换句话说，如果它们不慎被毁坏，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方三响每想到这一点，便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把扁担扶得更稳一些。

此时他正置身于一支庞大的队伍之中。队伍中有身穿灰色军服的军人、头扎白羊肚手巾的民夫，穿着短袄与文明裙的男女学生，还有身披白褂头戴白帽的医护人员，熙熙攘攘有两百多人。他们和方三响一样，每一个人肩上都扛有一根扁担，挑着形状各异的大小包裹，人群里还夹杂着十几辆牛车、骡车和独轮车，车上坐满了缠着绷带的伤员，匆匆走在一条小路上。

早春的陕北大风吹得凶狠，一吹起来，这条未经硬化的黄土小路便陷入狂欢。方三响之前从来没见过，这里的风竟然是有形状的，也是有颜色的。每一阵风都会裹挟起大量黄土，在半空盘旋飞舞，土色勾勒出风势的走向、大小，让整个队伍都沉浸在一层淡淡的黄霭之中。

方三响初来乍到，还不知道如何应对，一不留神便被吹眯了眼，鼻孔和嘴巴里像是糊了一层干土面，难受到连咳嗽都觉得拉嗓子。

眼见着又一阵黄色劲风在眼前起了势，他赶紧偏过头去，避开迎面的土风。这一回头，方三响恰好看到在身后的远方，山顶上矗立着一座九层宝塔，宝塔山下的城市正冒着股股黑烟，几架涂着太阳旗的飞机耀武扬威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