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一〇年三月（一）（第1 / 16页）

这话添得合乎情理，外务部没发现破绽，直接提交给军机处。孙希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伦敦学医。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恰好在同一年，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改组，把医学实业馆拆出一个医学馆，急需学生充入。朝廷一纸电报，让张德彝把遴选的子弟直接送回国来，充实其中。

阴错阳差之下，孙希只好百般不情愿地从伦敦回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就读。谁知到了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医学馆被裁撤。他被迫转到北洋医学堂，今年二月刚刚毕业。

“……真是偷鸡唔到蚀揸米，衰到贴地。（偷鸡不成蚀把米，倒霉透了。）”孙希低声抱怨，早知道当年就不去自作聪明发那劳什子电报了。

孙希扫视一圈，轻而易举便找到一辆两轮矮篷小驴车。它太醒目了，单辕上竖着一面白底红十字的布旗，一个体格魁梧的车夫斜靠在车旁，正聚精会神地捧着本书在读。

孙希从怀里递出一张信函：“是红会总医院的车吗？我是天津来的医生，这是介绍信。”车夫把书挂回篷边，认真读了一遍介绍信，也不讲话，一歪头，示意上车。

驴车晃晃悠悠地上了路。车夫忽然问了个古怪问题：“先生，你从北边来，可见过一个左边嘴角有一大一小两颗黑痣的人？”

这车夫是关东口音，问题既突兀又含糊，孙希愣了一下，回答说：“没见过，你可知道名字？”车夫摇摇头，便不再言语，专心赶车。

孙希蜷坐在车厢里，一抬头便看到那本书在眼前晃荡。它大约两百页厚，书脊用一根棉线抻着，吊在篷顶。封面用报纸包着书皮，看不出内容，不过看书边的磨损程度，应该经常翻看。

孙希迈出沪宁车站的一瞬间，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

一股潮湿冰凉的气息，像蛇一样侵入身体。无论是双排扣毛呢大衣还是苏格兰羊绒围巾，都无法阻拦它的深入。这身衣服足以抵御冬季京津的凛冽北风，却挡不住这绕指柔般的绵绵寒意。

孙希暗暗后悔，出发前没听南方同学的叮嘱：“春寒料峭，冻杀年少。”明明已经是三月中旬了，这上海的倒春寒，居然还这幺冷。

他身旁的一位男性乘客也感受到了寒气，响亮地打了个喷嚏，大手在嘴边一抹，拈着湿漉漉的车票递给检票员。孙希半是惊恐，半是厌恶地掏出一块白净大手帕，装作也要打喷嚏的样子，捂住了口鼻，嘟囔了一句：“My godness！”（天哪！）

别人不晓得，他一个北洋医学堂的优等毕业生可太清楚了，这一记喷嚏，少说也得有几亿个细菌喷吐到空气中。天晓得里面有多少是结核杆菌，有多少是百日咳杆菌？

孙希忽然很好奇：这车夫五大三粗，居然还会读书？他一时动了慈善之心，开口道：“你读的什幺书？路上我可以给你讲讲，这机会可是难得啊！”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翻那书。

车夫急忙一把将书夺下，搁到自己膝盖上，回身继续驾车。孙希自讨没趣，悻悻地缩了回去。

经过这幺个尴尬事，两人一路无话。孙希只好斜靠在窗边，朝外面看去。窗外风景越来越偏僻，也无甚趣味，只有丝丝冷风渗入车厢。他忍不住回想，自己到底怎幺落得这幺个境地的。

六年之前，十三岁的孙希干了一件他至今都后悔不已的事。

他在拍发那一封大清加入万国红十字会的电报时，以公使馆的口气偷偷添了一句：“俾海外熟稔洋务子弟，操习医典，以补医士不敷之状。”——在海外寻找熟悉当地情形、语言的中国人，接受医学教育，以补充国内医生的不足。

算了，算了，这里可是大清国，不是伦敦。孙希自嘲地摸了摸礼帽下面那根半长不短的假辫子，等前头那乘客走远了，这才穿过检票口，来到站前广场。

这座沪宁车站是一栋四层的诺曼式洋楼，它那大理石的廊柱拱窗，花岗石的庄严外墙，让孙希突然想起自己当年在英伦的美好时光。

距离那个时候已过去六年了，大清的年号从“光绪”换成了“宣统”，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从一个老太太换成了小娃娃，而他也长成一个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一米七）的俊朗小伙子，细眼尖颌，不再是当年那个顽劣的小胖子了。

他一出来，小贩立刻一拥而上。卖青团的、卖香烟的、卖荷兰水的、帮荐旅馆的，甚至还有举着大烟膏的。就杂乱程度而言，与北京、天津的车站没太大区别。不过上海到底是十里洋场，摊贩们见他一身洋装，迅速改换口音，喊着洋泾浜味的英语：“密斯，滑丁何物由王支。”——孙希听了半天，才明白是“mister, what thing you want”。

他哭笑不得地亮出文明棍，拨开这些热情的人，一边躲避着飞沫扑面，一边朝前方甬道走去。那里被涂黄的木栅栏隔挡开来，只留一个两米宽的曲尺形口子。口子外是另外一片小广场，停满了黄包车和大大小小的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