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 / 2页）

我在创作期间，特意跑去苏州拜会了一次池老师。池老师人很和善，且对文学创作持宽容态度，鼓励我说：“只要不违大事，适当的虚构是可以的，毕竟是小说嘛。”在此后的创作中，我时不时还会询问他一些史实细节，池老师都耐心解答，问一答十，使我获益良多。

最让我感动的是，全稿完成之后，池老师还不辞辛苦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挑出若干史实错误，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审阅报告，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

第三要感谢的是中山医院的杨震医生。

对了解中国近现代医疗史来说，杨震医生绝对是个宝藏。他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医疗史相关的各种原始档案、照片和文物等。我在他那里见到过华山医院的就诊券、伪满洲国牙医的执照、重庆医科大学的患者名册、广州护士学校的毕业合影……这些零碎的东西在收藏界并不受重视，但如果叠加上医疗史的讲述，便可以清晰地呈现一个大时代的风貌。

我在创作期间，没事就去他那里翻收藏，听他讲当年各个医院的逸事与掌故。大到中山医院的购地风波，小到病人拍一次X光照片的价格，杨震医生随手拈来。一件收藏，都能讲上半天，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或忍俊不禁，或热血沸腾，或悲伤动容的小故事。他的东西如果单拉出来办个大展或出一本书，绝对是一次文化盛事。

换句话说，很多场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现代的正确做法，而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输血吧，一九〇〇年医疗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一九一一年医生们才普遍接受输血与受血血型必须相同。直到一九一四年出现了抗凝用的枸橼酸钠溶液，才能够初步实现血液的储备与远程运输。而人类大规模建设远程血库，要到“二战”期间“全血用ACD保养液”被发明之后。

如果我要写一九一〇年一位医生进行输血操作，就必须让他不验血型，抽出血来就用，而且必须现场抽新鲜的，因为没有抗凝剂——这在现代医学观念里是错误的，但这才是那时的真实情况。

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才实现量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我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在一九三一年墨菲氏滴管发明之前，输液无法调节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情况的辅助。那种满满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针的场景，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才可能出现。

我发现，不光要学习医疗技术，而且要学习医疗技术史，才能准确写出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治疗方式，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读者有专业医学背景的话，请一定谅解书中那些错误的治疗方式，现代医学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取得进步的。

除他们三位之外，还得感谢来自很多位医生的技术支持，感谢小蹄和索大的同步试读，感谢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指点，感谢Fam同学进行专业审阅，感谢上海图书馆沙青青副主任和诸位同人提供的查询便利。感谢我丈母娘和老丈人——他们老两口是地道的上海人，让我一个北方糙汉多少能体验到一点海派风格。最后还要感谢我太太。在这两年的艰苦创作中，她替我挡住了我儿子的大部分打扰，让我得以专心创作。

最后还要感谢华山医院本身。我在创作期间，进出这里几十次，熟悉得像是自己家一样。如此频繁地出入医院，却是因为取材而不是因为看病，实在是太幸运了。

马伯庸

三秋书屋-SanQiu.mobi

我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动笔，一直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写下“全文完”三个字。正好是两年时间，冥冥之中给我凑了个整。

在这段漫长的创作生涯里，我得到了太多帮助。第一要感谢的，是华山医院的靳建平副院长。

当初我起意想要创作这个题材时，很是不安。毕竟华山医院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擅自写它的故事，人家会不会有意见？于是我多方联系上了靳副院长，靳副院长听完我的创作想法后，大为支持，主动打开了展馆和档案室，给我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一手资料。那段时间我去华山医院去得极其频繁，以至于很多熟人怀疑我得了什幺顽固怪病。

第二要感谢的是苏州大学的池子华老师。

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研究第一人，发表了大量相关的学术着作，考据精细，极见功力。我买了他几乎所有的研究专着，差不多快翻烂了。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完成，正是因为先有了池老师的筚路蓝缕之功。